沉甸甸的银元，这

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运敦煌宝物的车队被拦下来，又将怎样当时确有一

批敦煌文献运京，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

就取走一把，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有时我真想狠心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样说毕竟不舒心。

我只有恨

风雨天一阁

我是书生，又是宁波人，却一直无缘去宁波的天一阁藏书楼。终于我盼

到了登楼读书的一天，天还下起了大雨，我不得不赤足趟水而过，我觉得这

是天一阁为我举行的狞厉的入见仪式。

天一阁不只是一个藏书楼，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

文化奇迹。从创造了古老的象形文字以来，中国的文明就需要好好继承和保

护，一座藏书楼就如同文明的守护神。真正能够肩负起藏书使命的人要符合

很苛刻的条件：他必须长期作官，有经济实力去购书；官又最好四处调迁，

这样可以在各地收集散落的版本；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各种书籍的

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还要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楼设计到各种防护措施，

要有超越时间的规划能力。在明朝，出了一个藏书家，他就是范钦，他建成

了中国自明至今，岿然独存的藏书楼。

范钦临死的时候，把财产一分为二，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

大儿子毫不犹豫选择了书。为了使书籍可以代代相传，范家制定了严格的管

理措施，只有经过每代子孙的全体同意才能允许进楼看书。有位酷爱诗书的

女子为了进楼看书，嫁给了范家，但是等待了一生也没有被许可，最后郁郁

而终。

清朝的大学者黄宗羲想要登楼看书。消息传到范家，引起了震动。按理

说，黄宗羲与范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不允许上楼的。然而，出乎意料的

是，范家各房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看书。这体现了范家的文化品格，他

们不光是狭隘的藏书家，而且毕竟知道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黄宗羲在天一

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

留世。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是

非常严格的，在此后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只有10余名。

乾隆决定编撰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万余种。到了近代，

天一阁遭受了偷窃的厄运。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有些书商把天一阁

藏本卖给外国人，急忙拨巨资抢救，把这部分书保存在“涵芬楼”里，后来，

焚烧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我登楼读书，心情沉重又宁静。我翻阅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

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无迹可寻。

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全国离不开上海人，

又都讨厌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

用起来不错，为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千万不要找上海人，

他们出手不大方，又好算计。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剖视上海

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沉重课题。

明代徐光启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进了翰林院，本来可以安

心做个京官，可他却老是找在北京的利马窦，探讨的话题远远超过宗教、天

文、立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后来他和利马窦一

起翻译出几何原本。这个上海人还长于处事，官作到了礼部侍郎，正儿

八经宣传天主教。他的思想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他的16代孙子的外孙女便

是后来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上海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背后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

长江。在开放的世界面前，上海具有俯瞰广远，吞吐万汇的胸襟。做为徐光

启的后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从19世纪起就具有了一定的吸收和容纳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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