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五章谈下去
１０月１２日，刚返回延安的第二天，便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说：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６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此电发出后，仍感到事关重大，于是于１０月１７日，再次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强调说：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根据迭次电示，刘邓集中了３个主力纵队和３个军各一部，共６万人，而且动员了１０万民兵配合作战。刘邓决心将国民党军歼灭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滋阳河套地区，绝不让蒋军占领邯郸，更不让他们在华北的大地上为所欲为。
邯郸，是平汉路上的一个重镇。如今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蒋介石要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摘取华北的这颗“桃子”，邯郸便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刘伯承采取了诱敌深人以逸待劳的战术。他首先指挥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诱敌进入邯郸以南的预设战场。当国民党军３个军进入邯郸以南的马头镇、磁县之间时，刘伯承即令埋伏在该地区的第２、第３纵队和冀南。太行军区部队会同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及部队将其３个军团团围住。
坐镇重庆指挥的蒋介石见势不妙，立即电令驻石家庄的第１６军和驻安阳的第３２军南北对进，增援被围的３个军。
为了对付蒋之援军，刘伯承即调太行军区部队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阻击援军，同时加强障河阻援阵地的防御，并在安阳以南袭扰蒋军，阻止敌３２军的行动。
２８日，总攻开始。为尽快解决战斗，刘邓又加紧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８军军长高树勋的起义。同时，还派出参谋长李达亲赴新８军，敦促起义。高树勋和新８军原属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集团有十分尖锐的矛盾，中共曾派出王定南等共产党人进入高部进行工作。由于蒋介石始终未改变歧视旁系的政策，并逼迫其开赴内战前线，充当内战炮灰，故高对此十分不满，此次奉命北进前，高树勋派王定南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刘邓遂决定动员该部举行战场起义。为打消高树勋的顾虑，中共中央还电令新四军４师师长张爱萍派人到徐州成功地接出了高树勋的夫人及其他起义军官的家属。
１０月３０日，高树勋率新８军和河北民军１万人正式宣布战场起义。这对于加速整个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蒋军军心动摇。本来一直在顽抗的第４０军马法五部和第３０军完全失去了固守的信心，即突围南窜。
然而，刘伯承何以了得，马法五之类的行动早在其预料之中，他早已布置了晋冀鲁豫军区第１、第２纵队等部队组成的罗网等着马法五等突围之敌。
经两天两夜激战，南逃的国民党第４０、第３０两个军２万余人，除少数逃脱外，全部被歼灭于临漳。磁县之间地区。马法五本人也被活捉，至此邯郸战役结束。是战，蒋介石又损失了３万余兵力和大批美式装备。
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营垒引起了极大震动，其内部对于蒋内战政策更为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切实停战议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则怨天尤人，既难以咽下这口气，又无可奈何。总之是损兵折将，又做了一次“黄粱美梦”。
平汉战役后，蒋介石没有接受任何教训，也不可能就此改变内战方针。他加快了调兵速度，继续抢占战略要地，并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已取得的果实。
１１月８日，蒋介石召集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高级将领到重庆，举行了抗战胜利后首次秘密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剿共第一”的指导方针，提出“六个月之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规定：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第二步，集结重兵于平津，‘书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国战后的主要问题。
对铁路交通线的破袭战，是中共抵御蒋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最有效的战法之一。并为争取东北和热察创造了条件。早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国民党军队便气势汹汹地沿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北进，并沿平绥铁路东进，分别指向张家口、平津及济南，企图进而控制热察和东北。为了迟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向东北的进攻，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指示电，提出要尽一切力量迟滞国民党军队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以便争取东北和热察的胜利。电报中说：提议采用下列战法：由山东及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以冀鲁豫主力及大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三万到五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最好伯承指挥同蒲路，李达指挥平汉路），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到平津，最后配合我在冀东控制的部队，在冀东进行决战，以保障我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安全。为实现上述战法，须以我之小部队和民兵经常袭扰顽军主力，彻底破坏铁路公路，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长期疲困与消耗顽军，而我之主力则窥视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或由我控制铁路一段，根本阻止其北进或仍继续与之纠缠扭打。实行上述战法，如果日军不配合顽军大举向我进攻，我不易陷入被动，而顽军则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我之疲劳消耗易于恢复补充，而顽军则因后路断绝，疲劳消耗不易取偿；如顽军被逼出而与我决战，则对我亦有利。在这种作战中，我之野战军亦可借此组成并受到锻炼，军事政治训练亦可在作战中加强。
１０月２日，粉碎山西阎锡山部进攻的上党战役即将结束，刘少奇同电商晋冀鲁豫根据地刘邓主力下一步作战方向时，进一步指出：“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战争，深人解放区据点已不多，顽伪敌均要打通铁路。因此，我应将解放区兵力全部分别有计划的向交通要道集中，进行交通破袭战，并可因此组成我之部队。”
中共中央的以上布置，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北进部署。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在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报中说：“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平绥路我聂贺军已占领大半，包围归绥；同蒲南段被我陈赓切断。”“石家庄李文军南援处于进退维谷，一时不能去北平；津浦路南段、中段、北段均被我切断，霍守义、陈大庆等军均不得进，故去东北者除海运空运外别无他道。”这就为在东北的先机展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津浦铁路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推进，迅速控制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便快速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抢占东北的必经之路。对此，蒋介石动作快于中共。在同年１０月其第１２军和骑２军从豫皖边进抵徐州后，乘我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人鲁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沿津浦路北上，于１０月１１日进占济南。另国民党军第９７军进至临城；第５１、第５９、第７７军及由伪军郝鹏举部改编的新编第６路，从徐州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第７、第４８军由皖进占蚌埠、滁县。浦口，控制津浦路浦蚌段。
蒋介石嫡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和第３战区顾祝同部也企图先控制宁、沪、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为前进基地，继续扩通津浦线，以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中共中央军委为打破蒋介石打通津浦路计划。于１０月１２日电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
此外，中央军委还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和原山东军区的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以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犯。
其间，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两个独立旅和８个军分区。
１１月１０日，华中野战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６、第７、第８、第９纵队，共４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鲁南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由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负责，统一指挥原山东军区留下的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人鲁部队。以渤海军区地方武装控制津浦路济南以北有利地形，积极开展破击战，阻止顽军北进，山东军区第３、第４师，警备第３旅攻歼泰安、衮州之敌；以山东军区第８师及鲁南警备第８旅攻歼邹县、临城之敌，切断铁路；以鲁南警备第９旅和鲁南军区地方武装进逼徐州、临城。枣庄地区，钳制国民党军北进。为了会同山东军区部队迎歼继续由徐州北犯之敌，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企图，还以新四军第２师的第４、第５旅和４师第９旅，编成新四军第２纵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行人鲁，与山东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迟滞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
此次战役自１０月１８日开始，至１１月上旬，新四军暨山东军区部队先后攻占邹县、大汉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１军３个师，控制了衮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道。１０月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膝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４余人。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歼灭蒋军第１９集团军一部９余人。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和政治争取，使郝鹏举部１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是役，新四军、山东军区部队以伤亡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等２.８万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线２００余公里。
根据电示，周、王此后在与国民党商谈中，以及在指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中将工作重点转向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上去，并先后邀集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座谈，告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
１１月１１日、１５日，国共两党代表又先后进行了会商。该两次商谈重点是谈东北问题。也正是在双方会谈之际，国民党“外交接收”在东北受挫后，决心实行“武力接收”，东北内战因此突起。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坚持蒋军进入东北强行接收。中共则希望东北能经过和平协商，成为民主实验区。然而。两党观点相差甚远，在东北问题上也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在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解双方冲突。但是中共早就对赫尔利失望了，认为“此人太不公平”。而赫尔利本人也丧失了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就在１１月底，他最终被白宫炒了“鱿鱼”。
１１月２５日，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着谈判大师周恩来的返回八双十协定》签字后的又一轮谈判遂告结束。
一个多月的谈判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双方都企图为争得战场上的优势创造条件，但究其本质，国民党方面拒绝无条件停战才是根本原因。因为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解放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垄断受降权而执意进兵，才最终导致了这一阶段谈判的失败。诚如中共中央当时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所揭露的：“泪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既然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的双方最终不欢而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一点必须明确。虽说这一阶段的谈判失败了，而且内战的危机也随之变得更为严重，但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却是冷静而客观的，其反内战求和平的信念依然是坚定的。返回延安后，他在为供中央领导人传阅而撰写《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中说，自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从总体上看，蒋介石是摇摆不定的，现在要他放弃反共思想和灭＿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目前他要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动摇，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国共两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在和中酝酿着战，在战中又酝酿着和，斗争将是严重的复杂的。为此，我们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估计及其所提出的谈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子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这段话，是在日本投降后第四天的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的。他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抗战胜利初期内战发生的基本原因。
此时的中国国内，从太行山上的激战，到平汉路上的交火，还有绥远、察哈尔地区国共两党间的争战，乃至整个华中、华北的搏斗，其缘盖出自此。
如此这般，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不到３个月的时间里，内战事实上已在不断进行，内战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不过，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内战尚未成为全国性的，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是紧紧围绕和谈而展开的。国共两党都没有停止和谈。蒋介石认为他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打算；也讲，要继续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作斗争，迫使蒋介石最终停止战争。总之，说到底，这期间的一切“战”，都是为了“谈”，为谈判增加筹码。
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的总谈判代表周恩来仍留在重庆主持和谈。
周恩来和陪同回延安后又返回重庆的王若飞此时的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解决《双十协定》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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