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原决定派遣陈赓和叶飞纵队以及中央党校、延安大学去东北，最后定于１２月２日才改变计划不去东北的。
各部队出发前，部队普遍进行北上动员，抓紧时间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克服了部队中程度不同地产生“**到头”要过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些则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其抱有幻想，有的还存在地域观念，不愿离开老区，不愿远离家乡。这些观念是部队北上执行战略任务的严重思想障碍。对此，各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山东军区所部、新四军３师在闯关东中边组织干部学习动员，边紧急收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将部队收拢归建，从而确保了北上行动。
晋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北上东进部队，在指战员们的思想感情上，对远征也一时转不过弯来。通过教育，部队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延安炮校师生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东北，他们是消除了东北冬天“一擦鼻涕鼻子就掉了，一搓耳朵耳朵就掉了，甚至连小便还要用小棍往下敲”等顾虑后上路的。
新四军３师在远征中，不畏严寒、饥饿和极度疲惫，在部队严重减员、气候水土不服的条件下赶赴指定位置。山东、苏北等地方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给予了大力支持。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新四军３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等领导，在率部北进前，对当地党政军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充实加强了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调整了部分领导骨干，扩充部队，留下一批武器，加强了坚持原地斗争部队的战斗力。
在主力北进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遣大批干部随军队进入东北，开辟这一总根据地。
冀热辽军区部队向东北进军时，从地方抽调地委书记、行署主任以下的２５个团架子的多名干部随军进入东北。９月二日，由张秀山率干部８００余人，从延安出发，后到晋西与林枫干部团汇合，组成１５００人的干部团，在武装部队护送下，于１０月上旬到达东北地区。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抽调４p多名干部分批开往东北指定地区。随南下二支队行动的延安五干队、九干队２多名干部，也在中途奉中共中央之命，随军进入东北。山东军区组成３０个团架子的名干部，分批从海路和陆路随部队进入东北。按照中央军委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８日指示，原拟回山东的华中干部３人，作为２０个团架子的干部配备从华中地区转赴东北。晋冀鲁豫军区组织２５个团架名干部，按中共中央指示，集中一批走一批，由武装部队掩护，分期到达东北。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从各解放区调来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２万多人按照中共中央实行分散的方针分赴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地方武装。
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中共中央党政机关进行如此规模的大调动，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十余万军队和干部，由南向北在数千里战线上移动着。这种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南防御”是公开进行的，从浙东、苏南、皖南和皖中解放区向苏北及皖东后撤；而原在苏北和皖东的主力则迅速向山东开进。二是“向北发展”也就是向山东和东北运动的中共武装力量则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迅速向东北进军的。这二者在当时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保卫抗战成果，建立一定的能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的实力，以争取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使战后的中国不再为战争所困扰，能够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民主之路。
重庆最高级别的谈判，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空的内战阴云。而这一战争的主因是蒋介石一面与握手言和，一面却向他的部下发出抢占由中共同日本人浴血苦战并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那一部分国土及其战略要地。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０日，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谈陷于僵局之时，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电文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再清楚不过地表答了其对待和平谈判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来说，与在重庆言和，只是一种手法，以此稳住和拖住中共，以争取时间调兵受降，抢占全国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以武力压垮或打垮中共，迫使中共在和谈桌上屈服。
然而，蒋介石要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并非一招一势就能解决的。尽管蒋介石日夜不停地向华中、华北调运军队，但毕竟千里迢迢，困难重重。幸亏有美国的全力支援，调动了巨大的海空军现代化运输工具和美国海空军部队为其运兵，否则在重庆谈判桌上将进一步失去“分量”，更加难以压服中共。
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从８月中旬起，他的百万大军便由海陆空三条交通线，杀气腾腾地涌向华北、华中地区在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下，其下辖７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中共领导的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即上党地区。
由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的６个军，在夺取归绥，集宁等城市后，遂沿平绥铁路东进，兵锋直指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胡宗南这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抗战八年中没有什么建树，下山摘桃子动作却很快。其一下出动了８个军，以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地区，拟通过石太线，东出娘子关，进占石家庄等地。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在蒋介石驱使下，指挥３个军，沿平汉铁路北上，计划与胡宗南部共同占领平津等地区。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则调３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继续北上，打通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出动两个军，企图占领浦口，蚌埠，并计划与徐州的蒋军打通联系。
此外，第五、第七、第九战区的刘峙、余汉谋、薛岳等头目，也奉命分别进攻位于中原和湘粤边境的新四军第５师和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军下山摘桃子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快。
美国空军从９月５日至１０月１５日，运送国民党３个军到达京、沪、平、津。即：新六军由湖南芷江运至南京；第９４军由广西柳州运至上海，复运天津；第９２军由汉口运至北平。
美国海军自１０月中旬起开始为蒋军海运部队，先后进入各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蒋介石全面进军的公开理由是受降和收复被日本侵占多年的失地。然而，实际上华北、华中的日伪军及日伪占领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早就处在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如果蒋介石下一道命令，同意日伪军就地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那么人民抗日武装可以极为迅速地完成大部分地区的受降任务。但是，蒋介石却没有民主意识，国民党政权也缺乏开放民主的自我启动能力，蒋介石绝对不会让任何成熟了的“桃子”落人为抗战浴血了八年的中共手中，他不但要束缚住人民军队的手脚，而且还有更长远的打算。他要乘受降之机，侵占更多的解放区，摘取更多的人民抗战“桃子”，最终将中共挤垮、压垮或者不惜得罪了世人，将中共打垮。
但是，已经同蒋介石较量了１８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是蒋介石的囊中之物，中共中央和等中共领袖不但对其和平攻势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对其武力进攻也有相当的警惕。
还在８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８月１３日，在延安发表的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中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个讲话为中共领导人民军队反抗蒋介石抢夺人民胜利成果、坚决保卫人民抗战果实指明了方向。
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收复失地”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试图重做山西土皇帝的美梦，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成为人民抗战的果实，为此他调兵遣将企图摘取山西这颗“桃子”。
阎锡山于８月中旬开始命令其部下１９军军长史泽波乘八路军主力一时未能顾及之际，先后抢占了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控制了上党地区。
上党地区，古称上党郡，位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抗战时期，它成了八路军第１２９师创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整个地区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现在史泽波军控制了上党地区，尤如在解放区的心腹中插进了一把尖刀。从８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便多次电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要拔掉这个深人解放区的钉子，收复上党地区。
９月初，从延安归来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立即发动上党战役，给蒋介石、阎锡山一个迎头痛击，以配合重庆国共谈判。
刘伯承抓住史泽波军孤军深入和守备分散的弱点，准备了晋冀鲁豫军区３个主力纵队和一部地方部队，计８万余众的优势兵力待命。计划以主力部击破分散守备的史部一部，而后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兵力专打由长治出援的阎军，并乘胜夺取长治城，另歼灭来自太原、平遥出援的阎军。该计划经上报延安并得到了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的最后批准。刘伯承说打就打。９月１０日，战斗正式打响。经激战１０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攻克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全歼了长治外围各城阎守军７余人。但由于史泽波十分狡猾，两度出援即迅速缩回，刘邓无法完成歼灭计划，即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利用阎锡山轻敌和救援心切的心态，至１０月６日止，歼灭间军援军互。８万余人，并于１０月１２自全歼弃城逃窜之敌，活捉了军长史泽波、是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取得了以伤亡４人的代价，歼灭阎军１１个师及１个挺进纵队，共３.５万余人，缴获山炮２４门，机枪２余挺，长短枪万余支的胜利。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吃了大亏还不能发作，为了逃避舆论谴责，他把战争责任全推到阎老西身上，说此事是间自作主张所为，“中央”并不知道。阎锡山更是吃了哑巴亏，只好自认倒霉。
上党战役直接影响到重庆谈判，战役中蒋介石因对此战存在极大幻想，所以迟迟不肯在已经拟就的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的（会议纪要》上签字。他企图以战胜之力压迫中共作出更大让步。然而事与愿违。１０月６日之后，当蒋介石得悉战况不妙时，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系，表示要尽快在协定上签字。这里应了刘伯承的一句话：“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胜利越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蒋介石摘“桃子”在山西吃了亏，但在他数百万军队中算不了什么，何况被歼灭的只是阎老西的晋系杂牌军，无伤其大体。１０月１３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发出密令。指出：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作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在发出密电的同时，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的、抗战胜利后又名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各个战区，分发至国民党军官兵手中。这个手本以“赤匪不灭，军人之羞”开头，向国民党军官兵“传授”秘诀。而所谓“秘诀”就是要在国民党军中实行“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以此类推。“这个连坐法一行，就在全军之中，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蒋介石企图重新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逼迫国民党军官兵为他的“剿共”内战卖命。其政治上是极端腐朽和残忍的，是很难赢得民心的。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从１０月１４日起，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４０、第３O军和新８军共７个师分左右两线，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其任务是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３、第１６军会合，尔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９２、第９４军会合，最终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着实凶狠，如果让这一阴谋得逞，将对中共华北地区的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威胁，甚至会使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逆转，将使中国**和民主力量丧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力，使刚刚签定的《双十协定》成为一纸空文。
对此，中共当然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含糊，一定要坚决回击，以巩固和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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