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高飞淡淡笑了一下：“我的总统，刚刚授予了我陆军二级上将衔，这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个巨大的荣耀，但我非常清楚，我的总统即将要准备剥夺我的一切了。”
杜鲁门难以置信的睁大了眼睛。一个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了如此卓越功勋的将军，才刚刚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年轻的上将，难道却是被剥夺权利的开始？
“中国的事情很难说的清楚。”高飞语气平静地道：“我的权利会被剥夺，但是属于我的一切，却不会剥夺，我的军队是和我一起打出来的，我相信他们对于我的忠诚。我并不是要贪恋手中的权利，而是，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这一切的发生”
杜鲁门在那思考了很久很久，然后才缓缓说道：“高将军，我不知道中国国内的状况是否会像你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按照你预测的轨迹进行，那么我除了表示钦佩之外，还很愿意就是否支持你而仔细考虑。当然，这一切说的为时过早，必须在中国的边上还有一个苏联。”
高飞缓缓点了点头，是的，在中国的边上还有一个苏联。
苏联的态度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盟友”，在之前和即将到来的内战上，态度的确让人琢磨。
在整个中国局势和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时刻，当中国的**运动急需要其盟友的提携和支援的时刻，这个来自“远方”的盟友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１９１９年世界无产阶级**风暴中诞生的共产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在列宁领导下，它曾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大力支持和积极声援了欧洲无产阶级**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并帮助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１９２２年起到１９４３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期间的共产国际尽管犯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中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对此，还在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日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２２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与抗日战争。
这一段话是客观和公正的，而中国共产党也历来将中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共中央自１９３６年在陕北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后，等与斯大林等一直保持着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条件所限，通讯十分困难。直至１９４０年２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延安。此后，任弼时延安筹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该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１９４０年底，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又建立了十分可靠的空中联络，但仅有一人有权使用。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延安派出了军事情报组。自１９４２年５月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间，一直由苏联人孙平（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这使得与斯大林之间联系进一步便利。
然而，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东北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之前，无论是苏联方面，或是东北抗联领导人、“国际８８旅”旅长周保中和在延安的孙平苏联军事情报组，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刘亚楼、卢东生等，都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任何消息（中国同志主要是受通讯联络的限制，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将面临着向着民族民主**推进的历史进程。面临如此巨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此时此刻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期望得到来e远方盟友的支持和帮助啊。
就在与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周旋的同时，向斯大林发报通报情况，以倾听来自远方老大哥的意见。
然而这时的斯大林却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其内容大意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封电报引起了的极大不快。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此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过第二封电报，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由于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使中共领袖们不能不联想起几个月前苏联背着中国人民所做的那件事情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至１１日，美、英、苏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取得关于德国和欧洲问题的某些重要协议外，还根据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美、英、苏、中四国宣言关于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达成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等问题的协议。
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期望在亚洲既防止美国的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利用罗斯福积极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
三国首脑还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个三项条件是：（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二）日本于１９０４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和邻近一切岛屿交还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也由苏中合办，并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这个秘密协定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是由三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只是在会议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将此协定的内容通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签署的方式来看，都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隔不久的８月１４日，苏联人民委员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与这一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并就外蒙问题进行了换文。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党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合营中东、南满铁路３０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实际上，苏方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长路等方面的权益；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中挑选，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３０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这些条约、协定的实施，使苏联取得了在华的许多特殊权益。在国民党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三个月内撤军。
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指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将全部从东北撤军。
在８月１４日签订的《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事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在以上条约、协定和换文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对此。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的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扩张、同情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斗争的政策，对推进中国人民**斗争，无疑起到了直接的支援作用。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所得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被纳人美国的势力范围，也不愿在远东与美国实行军事对抗，期望战后赢得和平环境，以恢复国民经济。所以，它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既斗争又妥协。
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估计过低，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斯大林没有看到，如果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集团独占中国的企图得逞，远东的紧张局势只会加剧；而中国人民国内斗争的胜利，并不会妨碍，反而有利于苏联同美英等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至此，情况清楚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对蒋介石的执政党有利，延安得不到来自苏、美、英等国任何一方的支援，甚至作为远方盟友的苏联还在某些方面如与国民党和谈问题上还在向中共施加着一定压力。
苏联的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并使中共中央在确定自己的**策略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于杜鲁门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抱有很高的警惕。苏联在抗衡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暴发起来的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行动，对于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斯大林不愿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人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对中国人民**事业起着支持的作用，对于美国在中国的行动起着限制的作用。
然而以上方面，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初显现的并不十分充分。此种积极的向上的影响力，是在此后的历史活动中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苏联的态度将会随时摇摆不定。”高飞轻轻的舒出了口气：“这一切都取决于即将到来的内战，将会朝着对谁有利的一面发展。”
“我答应，我会仔细考虑你的建议”杜鲁门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认真：“中国会不会发生内战，内战发生之后何去何从，我会每一分钟都关注着的。我希望你的预言能够实现，又不希望你的预言兑现，高，这真是个矛盾的心理。”
高飞又笑了一下：“可是无论怎样，我都会全力支持你在下届继续连任美国总统。”
杜鲁门稍稍的怔了怔，起码在现在，他完全没有明白高飞话里的意思
随着高飞访美，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援助进一步加强了
１９４６年２月５日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一致通过授权总统以美国过剩之海军战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及驱逐舰２７１艘移交中国政府之议案，该议案并授权总统派遣海军顾问团援华，并将运用并保养上述舰艇以及训练舰只上人员所需之物资同时移交中国，其中包括弹药、零件、修理厂中机器及保养并运用此项舰只所必需之一切物件在内。
同年５月２７日，美海军部就决定将２００余艘舰艇移交中国，英国亦拟赠中国各式舰艇并在上海成立舰队指挥部，陈诚任指挥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８日宋子文与美军总部签订购买美剩余物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将以美金２５００万元及国币亿元购买美国在华剩余物资及全部美国留于中国西部之器具。
１月１６日，美进出口银行宣布：美国向中国发放贷款３５００万美元，以购买美棉。此贷款将于货物抵达两年后偿还。该款可购美棉２７.５万——３０万包，足敷６０万枚纱锭一年之用。
２月１日，国民党政府为购置留印美军剩余物资，成立上海接转处，将布匹、机械、卡车等３万吨货物经海路运沪。１６日，美军海外剩余资产清理委员会委员马克贝宣称：中国政府购买堆积在加尔各答全部美军剩余物资，计值２５００万美元，此项物资计有载重３吨之卡车５７００辆，此外尚有纺织品约值５００万美元。
２月６日，美国技术团炼油、制糖、化肥专家爱格洛夫、罗比、胜雷、司马尔等７人应资源委员会聘请飞抵台湾，就任技术顾问。
３月１４日，中美在华盛顿签订《美棉贷款合同》，美方提供３３００万美元贷款。
３月１９日，美进出口银行与中国签订５种借款合同，共计借款３３７９.３７５万美元，作为购买船只铁路及煤矿之修理材料设备及辅助动力厂之用。同日，美国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宣布，将价值１亿美元之陆海军剩余船只、药品、食物售予总署，以供“救济”中国之用。出售物品中，有价值４万美元之船只及港口设备。此外尚有干粮４.５万吨及大量医药品。
４月４日驱美大使魏道明致电外交部，报告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对华贷款之声明，略谓：
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决定，准备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前，贷给中国政府机关及私人企业信用贷款总数５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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