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一章博弈
综观战后时局，国共力量对比之下，中共仍处于劣势。军事上，国民党军４４０万，中共仅占其总兵力的１／４，尤其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经济上，蒋介石占据拥有全国３／４人口的２／３面积，并且多为江南富庶地区，另外还有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共解放区却基本在较为贫瘠的地区，没有外援。
和中共领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导力量，是向往和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从世界形势、人民意愿。党派利益来说，换言之于世、于民、于己，和平终归是一条最理想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已成为国内第二大党，并掌握着一支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但是比较已取得十数年执政党地位的国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强国的国际地位；比较其经过美国租借军火和日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数百万军队，以及蒋介石本人所谓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的“领袖”地位，及其所统辖的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的实力绝对不占优势。
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也不是。事实上，中共中央、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早在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泽东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问题。１９４４年冬，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因此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在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这一自１９２８年以来中共第一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的方针。在所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此段话，全国解放后编辑毛选时，已全部删除）；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策，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
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一传出，中共中央即又一次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随着抗战胜利而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政治主张。最初的政治考虑到底是怎样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过去由于党的核心史料一直没有公开披露，故这一问题即使在史学界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更是缺乏依据的。
为了解决所面临着的是否亲去重庆和谈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８月四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目前形势和中共中央对策，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基本形势，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将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
关于中国的和平问题，预言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据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这一中共党史中最具权威的材料记载，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民族的要求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这样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会议认为随着和平建设阶段的到来，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认为，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眼下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他还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内战的决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共产党及其军队也需要和平，为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个新的三大口号。会议还认为，目前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几个月要逐渐缓和下来。将来采取的原则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现在需要与蒋介石面对面，举行直接谈判，不能拖了。并要尽快发表和平、民主、团结的宣言和纲领。
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
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与会人员的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随后再去。
考虑到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并打算亲自去会会“委员长”做做工作。一他认为，“中国的局面，现在是**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正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这次会议结束前，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如果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思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会议最后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随后再去。赴渝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８月２４日，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电文指出：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敬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４日从以上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这短短的几日之内，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考虑亲赴重庆。但是从的第三封复电看，虽然已答应赴渝，但仍计划安排周恩来先行，至于他本人何时成行，还要再看一看后才能决定。
然而，中共中央关于与周恩来、王若飞一同赴渝的决定，在２４日这一天并未形成。
２５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成员与由重庆回来的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一起，连夜研究去重庆谈判的问题。经反复权衡，认为目前重庆方面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每时每刻都梦想吃掉中共，但目前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出手，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间和平，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同意去重庆。并于同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表明了中共的基本立场。
就在８月２５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收到了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来电，还是有关邀请赴渝和谈之事。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方针，利用魏德迈的这封电报，施展了一点小谋略，于同日复电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魏德迈接到的复电后，赫尔利便立即将致魏德迈的电报向蒋介石作了通报。
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拉开了帷幕
９月１９日，国共双方进行第七轮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通知国民党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为１／５，中共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１／７，即中央现有２６３个师，中共应编为４３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从缩编为６０个师，中共应为１０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１２０个师，中共应为２０个师。同时，关于军队驻地问题，中共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４３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９月２１日，第八轮会谈开始，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提出的新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５个军１６个师。同时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能混为一谈，中共尽可开列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周恩来严正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是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商谈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在这两轮会谈中，虽说双方都有所让步，而且也均已接近了各自最初拟定的谈判底价，但仍不足以打破彼此间的僵持状态。在随后５天的时间里，国共谈判不能不再次停顿了下来
从９月２７日起，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在这一阶段共进行了四轮会谈，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军队整编问题，认为中共军队缩编为２０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商定由军令部次长刘斐、军政部次长林蔚和第１８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磋商全国军队之整编问题；（二）解放区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同意继续商谈；（三）国民大会问题，。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四）政治会议问题，同意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代表人数原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９人，但青年党要求独立参加政协，后经周恩来斡旋，重新确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为：国民党８人、共产党７人、民主同盟９人、社会贤达９人、青年党５人，共３８人。
鉴于国共谈判已取得部分进展，同时考虑到应返回延安，一周恩来在１０月２日的会谈中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者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对这一建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
１０月５日，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告以拟于下星期返回延安。１０月８日，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将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发表会谈公报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态度较为积极，如张治中曾对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多数国民党人不以为然，据说国民党中常委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争论甚烈，后经邵力子解释，说签发公报是蒋总裁的旨意，这才得以通过。公报的名称也作了变动。
１０月１０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国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结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当时正在桂园二楼的遂从楼上走下来与在场者—一握手，以示祝贺。蒋介石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下午４时赶到桂园回访的。晤谈１０分钟后，偕乘车参加双十节迎外鸡尾酒会。至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和平文献诞生了。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双十节《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所以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又被称为《双十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纪要》的措辞，尤其是第一条更耐人寻味。在谈到该条时，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表面上将“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分别与“统一”和“军队国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双方先前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同时又在事实上坚持了中共方面的主张，因为把“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无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别变成了“统一”一和“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其措辞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
周恩来谈判艺术之炉火纯青，着实令人叹服。
原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返回延安的。为此，张治中于１０月８日在军委会礼堂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但是，蒋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过完双十节再走。因盛情难却，又在重庆住了两日。
１０月１０日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并长谈。蒋介石再一次邀请下榻于林国官邸。
１０月１１日晨，毛、蒋作了最后一次长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思来、王若飞将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是日上午９时左右，一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与送行国共两党及各界人士握手告别，并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机场留影。还与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９时４５分，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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