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这小子又突发奇想，拉着中央社的记者提建议：“日本战败了，经济肯定破产。你们可以把读卖报知社买过来，这样立刻就能获得一个亚洲最大的新闻社团”周围的人听了直笑，心想：“真是个傻老外。中国人自己的一摊子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日本的报纸。”
记者们闲扯的时候，观礼嘉宾都已经入席了。在大厅西侧就座的除了汤恩伯、郑洞国、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纲、贺衷寒等中方高级官员，还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英军的海斯中将，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什么官员。楼上的观礼台也挤满了来宾，两层楼加起来大约有三百人。
８点４０分，岗村宁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辆黑色轿车来到大礼堂外。记者顿时激动起来，纷纷挤向大门口，举起照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几个鬼子军官倒也挺配合的，规规矩矩地站了几分钟，让记者们爽了个够，然后才沿着走廊进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门口拍够了，记者们又跑回到会场里。他们本来是有固定座位的，可这时候也没人管了，你挤我、我挤你地抢占有利地形，满大厅就看见他们在乱折腾。蔡远飞急得满头大汗，其他的卫士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可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这些记者都是关系通天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蔡上士，就是换成蔡上校也没人放在眼里。
８点５０分，楼上楼下的灯光全部打开，整个大厅一片通亮。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从北面入口走进会场，在他身后跟着的是海军司令、海军上将陈绍宽，江苏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空军上校张廷孟，陆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以及担任现场翻译的军令部二厅科长王武上校。
全场起立，鼓掌欢迎，记者们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阵忙乱。蔡远飞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固定座位”，只要没有人冲进布幔屏障里去就算阿弥陀佛了。
８点５５分，岗村宁次带着七个部下从正门走进大厅。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军服，没戴军帽、没带武器，另外还有一个穿浅灰色西服的翻译官。
在八个日本人的身后跟着八个新６军的士兵，荷枪实弹，就像是押送俘虏一样。
岗村宁次等人进入会场后，首先列队，向受降席鞠躬。经何应钦点头示意之后，他们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个翻译官木村辰男独自站着。八位新６军的士兵在他们背后排成一列、担任看守。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９点，受降签字仪式开始。程序很简单，也很简短。
何应钦问：“贵方的证明材料带来了没有？”王武翻译接着说一通日语。
岗村宁次回答：“是，带来了。”木村辰男翻译再说一遍中文。
其实，何应钦的日语很流利，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翻译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然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捧着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授权投降文书，走到受降席前面，准备呈交给何应钦审阅。
可是，就在这个动作上出了点问题。当时，何应钦的面前摆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小林浅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弯得太深，就会碰倒那个玩意，所以只能半欠着身体。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宽，搞来搞去够不到何应钦，何总司令一着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结果就出现了那个“俩人互相鞠躬”的场面。
接过证明文件，何应钦坐下，装模做样地看了看，然后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投降书》，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浅三郎双手接过《投降书》，鞠躬、转身，回到岗村宁次那里让他签字盖章。
办完手续，还是由小林浅三郎把文件呈交回来，这一次是由萧毅肃参谋长接过《投降书》。他的面前没有碍事的麦克风，完全可以让小林使劲弯腰。老萧的模样长得帅、动作也很潇洒，只可惜记者们好像只对总司令感兴趣，不大乐意给参谋长拍照。
签完《投降书》，再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递来递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拍下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一个样。
忙完这些事，时间是９点１５分。何应钦起立宣布：“自本月９日起，取消贵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名义，由１０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任务是接受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发布任何命令”
岗村宁次站起来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
于是，何应钦就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场。
八个日本人站起身来就走了。蔡远飞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门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现在又搞了这么大的排场，随随便便鞠个躬就放他们走掉了？”
记者们也有点弄糊涂了，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受降台，等待着还有什么精彩节目。
只见何应钦总司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讲稿，开始大声朗诵：“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中华民国３４年９月９日９时在南京顺利完成”
于是，大家终于确信这个仪式真的结束了。
何总司令没有关注周围的听众，埋着头念着自己的讲稿，他这时的演讲对象其实只是面前的那个麦克风。稿子不长，很快就念完了，何应钦随即离开了会场，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的确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是个十分低调的人。
蔡远飞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劳力士自动表，时针正指向９点２０分。
整个仪式满打满算不超过半个小时，真够高效率的。
受降仪式结束了，可蔡远飞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对社会各界民众开放，每天都有无数的群众到会场来参观，卫士们依然需要留在现场维持秩序。
不过，这时候的“受降现场”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许多日本刀、日本枪和日本膏药旗，摆在走廊里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后特别提精神。
参加受降仪式的官兵都获得了一枚纪念章，内卫人员还得到一张纪念卡，上面写着——民国３４年９月９日９时南京受降纪念，末尾有何应钦的签名。
９月中旬，伞兵二队的全体官兵也来参观受降仪式会场，蔡远飞就想趁这个机会归队。他到“典礼指挥部”去找夏禄敏办理调动手续。可是，夏老乡却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今天晚上跟我去个地方，让你先瞧瞧几样好东西，也不枉到这里来忙碌一趟。”
１９４５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何应钦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销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安的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秦立海告诉记者，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赴渝谈判，大有深意。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３０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３０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出了第一封电报。
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报。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当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５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１９４６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１１日一早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８月１６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的建议。
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而后再一次要前往重庆谈判，并写道：“深望足下面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继而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出山，８月２３日，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执意要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去，还是不去？
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安全问题。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５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８月２８日，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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