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七章受降
如果留意一下１９４５年８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国军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以外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１９３７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１９４４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高飞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份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方面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国军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像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远飞他们是９月７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先期入城的特遣队金锁柱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远飞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远飞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砂。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远飞连忙把伪商业协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砂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傻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１８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远飞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金锁柱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砂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聪明真能办事”
１９４５年９月８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Ｃ４６，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８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金锁柱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伞兵部队这一次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１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有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非常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金锁柱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６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６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１４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２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临时抽调回来的２６师也暂时抽调给新６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汤恩伯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１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６军和伞兵仪仗队。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面站了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机楼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岗村宁次也到机场来迎接何应钦了，因为不方便出头露面，正在候机室里等候大驾呢。
从机场出来，伞兵二队乘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驻地。刚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远飞就被队长喊去开会，原来，他已经被选中担任受降签字仪式现场的“场内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受降会场内部的仪仗护卫是十分难得的际遇。分配给伞兵的名额总共只有１２个，其中４名军官、８名士兵。
担任“内卫”的人员必须在“陆军总司令部”集中住宿，金锁柱开着他的吉普车，一定要亲自把大家送过去。蔡远飞疑惑地问：“你刚到南京，能找到地方么？”
金锁柱哈哈大笑：“放心吧闭着眼睛也能开到那里。”
汽车开到中山东路和黄浦路的交叉处，看见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为三层，顶端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强国”的国旗，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底下是一个横匾，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条花束和苍松翠柏装饰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还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
从这个路口进去，经过中央军校大门、军校广场，直到军校大礼堂，沿途的牌坊一座连着一座，而且每隔不远就立着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悬挂着联合国５１个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卫着头戴钢盔的哨兵，一侧是新６军１４师的战士，肩负背包、手持步枪；另一侧则站着伞兵，戴白手套、端着冲锋枪——只不过有很多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那是伞兵，把他们误当成宪兵了。
吉普车开到军校门口就不让进了，金锁柱只好掉转头回去。蔡远飞他们则被领到礼堂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接受面试审核。担任考官的是“典礼总指挥”、新６军的副军长舒适存，他捧着报名材料反复查看，问来问去的十分仔细，好像生怕混进了什么不良分子。蔡远飞当然经得起审查，十分顺利地过了关。
面试之后，发给大家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进行了任务分工。分派给蔡远飞的差事是担任“记者区”的警戒服务，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走来走去，比死站在一个地方的仪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电影，影片内容是欧洲战场上的受降仪式。先放映英美部队受降，场面比较轻松，美国人很随和，与德国兵有说有笑就像朋友一样。指导官解释说：“这代表了军人的绅士风度。”接着又演苏联部队，那场面就严肃多了，俄国大鼻子板着面孔发表演讲，“叽里咕噜”地把德国兵整得像灰孙子一样。指导官评价说：“这反映了欧洲人民对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总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们照谁的样子学呢？蔡远飞提议：“我们对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们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导官却不同意，他讲解了实行“以德报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战争过后还要长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间的和睦亲近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长官还提醒大家务必遵守纪律、爱护名誉、洁身自好、尊重对方，如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定当严惩不贷。
会后，指导官又把蔡远飞叫到一边，叮嘱说：“蔡四娃，别人都不吭声，你站起来乱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点”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早晨６点钟，全体内卫人员进入签字大厅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举行受降签字典礼的场地，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原本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
礼堂大厅的一面墙上布置着国民党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画像下端还镶嵌着一个英文字母“Ｖ”和两个中国字“和平”；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中英美苏四国领导人的画像以及这四个国家的国旗；天花板上挂着彩条，悬挂着联合国５１个国家的国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大厅北面是受降席，摆着一排宽大的长桌和五张带扶手的椅子，桌面上摆着一个文具盒和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南面是投降席，摆着一排比较窄的长桌和七张没有扶手的椅子，桌面上也有一个文具盒；西面是贵宾观礼席，东面是记者观礼席，只设了几排座位，没有桌子。
另外，东西两侧的楼上还有观礼台，那上面由新６军的警卫负责管理，蔡远飞没有上去过。
蔡远飞的岗位在记者席的一侧。当时，东、西两面观礼席的前面都用蓝布围起了屏障，他的任务就是提防着有什么人冲过帐幔，跑到签字场地中间去。
担任内卫的伞兵都佩带着手枪，但蔡远飞腰间挂着的其实是空枪，至于那些军官的枪里是否有子弹，他就不知道了。
上午８点正，中外记者检录进场。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刺客假扮记者到会场行凶的事件，所以这次的受降典礼仪式对记者的盘查特别严格。会场的入口处设置了两个检查台，左边的台子查身份、右边的台子查设备，进到大厅里面再由蔡远飞他们核对采访证，指定观礼座位。
只有少数官方新闻单位能够获得现场采访的资格，中国记者主要来自《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和“中央社”，外国记者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总计８８人。
与记者打交道之后，蔡远飞才明白要让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坐着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他们根本就不理会什么座次表，全都蹦来蹦去地东张西望，像群猴子一样的没有一刻安生，恼得伞兵们恨不能找个笼子把他们固定起来。
嘉宾们也在陆续进场，进会场观礼的门槛很高——武职军衔需少将以上、文职级别需“简任官”以具备这样资格的人物都是老谋深算的家伙，不会有谁愿意在这时候抢风头接受记者的采访。于是记者们只好自己采访自己，中国记者问外国记者有什么感想，外国记者问中国记者是什么心情。有个美国人向蔡远飞打听：“这里有没有日本记者？”看见伞兵摇脑袋，他就觉得十分失落：“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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