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京西敌军的做法，其实就是恢复颍水的旧河道，并利用颍水复归旧道，将包括临颍故县在内的大部分缓冲区，变成他们的实际控制区。

岳海楼又花大力气重建临颍故城，实际上将双方的对峙战场大范围往南推进到石公河以南，靠近襄城、召陵的一侧。

不过，在雨季来临之后，箕山附近的河流湍急，低洼地带被淹，道路泥泞，粮秣、战械周转不便，加上弓弩遇潮也会变得软弱无力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双方下一阶段的战事会转弱。

不管敌军后续撤不撤退，徐怀都决定先将前期损失较为严重的兵马都撤到汝阳、梁县、舞阳等地休整，后续还将进一步缩减汝蔡前线对峙兵马的规模。

马涧河铁桥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毕，诸多构件都已经运抵梁县，但雨季虽然都会到来，后续的安装工作只能拖到入秋后再进行。

虽说示敌以弱并没能欺瞒到赤扈人，甚至令赤扈人加强了中路长期对峙的决心，但至少对绍隆帝及朝中仇视京襄的士臣还是有效果的。

倘若京襄在自去年秋冬以来的中路防御对峙表现得游刃有余，很难想象朝廷会对武装商团矫诏出关以及后续上千契丹骑兵径直入境接受京襄制司调遣等事装聋作哑。

除此之外，制司还分别与诸路监司谈妥于诸路设立货栈及过税、住（税）、车船税以及诸多抽分的减免。

铸锋堂除了在建邺设有商栈外，主要往南阳、襄阳等地倾销商货，一方面乃是楚山之前能往外输出的大宗商货有限，还有就是大越立朝以来，对盐铁茶酒等实行严格的榷卖制。

比如说茶的榷卖制，乃是由朝廷在各大产茶地设立茶场，所有茶农所产之茶，都必需出售给诸路提举常平仓司下辖的官办茶场。

而各地的茶商则需要向朝廷交纳相应钱数后换取茶引（钞），凭借茶引到官办茶场购入相应的茶叶；同时茶商贩售的区域也有严格的限定。

大越就是凭借严格的榷卖制，维持极高的榷税收入。

楚山行营时期，励锋堂在信阳等的茶场，依规制炒茶只能在行营所辖的汝蔡申三州自产自销；倘若想贩售到南阳府、襄阳府及荆湖北路等地，理论上只能低价出售给诸路提举常平司（仓司）所辖的官办茶场，然后由这些官办茶场再转售给茶商。

铁料等榷卖制所涉及的大宗商货，都要受到相应的限制。

却是建继帝在世时，特旨允许楚山所出茶铁等商货过境贩售，仅需向各地仓司交纳一定的抽分，即可豁免榷卖、过住税及车船税。

而当时也仅限于南阳府、襄阳府、荆湖北路及建邺府等地。

京襄制司成立之后，大宗商货想要往外输出，特别是茶铁及瓷器三类是目前京襄能最大规模对外输出的三类商货，同样都牵涉到榷卖制的限制。

倘若不想办法突破榷卖制的限制，还想大宗商货往外输出，理论上只有两个传统的途径：

一是各地的商贾向朝廷交纳相应的榷税，拿到许可之后来京襄收购商货回去；一是出售给诸路仓司，由他们转售给当地的商贾，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官买与官卖。

如果不想办法突破榨卖制的限制，京襄想通过商货扩张，换取足够的资源，效率就太慢了。

京襄还不能说别人的不是，毕竟行营（制司）早期在汝蔡申三地、后期在京襄诸州县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就是将榷卖制引入到粮食交易中来，实行粮食的官买与官卖——只不过其他地方是放任粮食交易的。

为了突破榷买制的限制，制司成立之后，徐怀就直接将铸锋堂划归制司直辖，然后派人拿着建继帝的旧旨，与诸路仓司交涉，要求循照旧例在诸路监司所在的州城直接设立货栈，京襄所输出的大宗商货除了抽分之外，一律豁免榷卖、过税、住税及车船税，以便在诸路及时换取战事紧缺的食盐、布匹、蔗糖、豆粕、马匹等物资。

诸路仓司当然不敢自行决断，纷纷上书，请朝中裁决。

朝中始终对此保持沉默，徐怀就当朝廷默许，直接在诸路首府设立货栈专司其事；诸路仓司没有朝廷的明确旨意，不想与京襄尖锐对立，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又涉及到大量的抽分不能拒之千里之外，因此整件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当然，也主要是绍隆帝嫡系将臣所掌握的荆南、淮西、淮东三地太缺优质铁料了，也无法拒绝京襄所出的精良兵甲，最先突破限制，其他地方自然是有样学样。

这些布局大体完成，京襄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哭穷装穷了，在汝蔡申及淅县维持足以支撑防线的兵力就可以了，其他人马还得撤下来继续休生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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