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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