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可就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因为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所以在朱由崧的幕后策划之后，卢九德就当仁不让地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游说。

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以此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于那些原先不赞同立福王的东林党大臣，他们大多都立刻见风使舵。为了自己的权利，加紧时间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而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之理由。

可是当南京各大臣被卢九德邀请到家中，传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效忠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广告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