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点头道：“这话说的甚得我心。我就怕你到了地方，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名留青史。若是你能坚持这个念头，那就再好不过。不过那广东总兵俞大猷是个有名的执拗之人，你与他共事，多多忍让他几分就是。万不可学刘勘之那种人，坏了文武的和气。”

大明向来实行以文制武的方针，临敌作战之时，都是由文官统领一群武将，最高的决策权，全掌握在文官手里。

倒不是说大明的文官一定不能打，事实上，大明文臣中不乏文武双全，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能臣。比如那位王守仁，以军功封爵，给子孙挣来一个新建伯的爵位，论指挥作战的能力，比起武将来，确实更为优秀。

武将们作战未必就如何了得，又因为自身文化所限，指挥能力不高。能指挥自己的本部部队，但是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则显的力不从心。可是在战时，由文官指挥的战争，往往败多胜少，即使胜，也胜的十分辛苦。像王阳明那等酣畅淋漓的大胜，则不多见。

究其原因，一来就是有的领兵文臣虽然熟读兵书，但却没有实际领兵经验。只能算是纸上谈兵，实际指挥时拘泥不化，并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应对。

二来就是他对自己指挥的兵队并不熟悉，片面的把所有部队都当成了同样的情况考虑。不去调查部队是否欠饷，军粮是否充足，实数与额兵差距多大。更别提这部队的作战风格怎样。与其他部队的关系如何。

要知这个时代，大明军队内部的山头思想已经比较严重。在另一个时空中万历援朝之役。浙兵因为三百两银子的赏金，与北兵首领李如松发生争执。后在蓟镇被倾向北军的总兵王保诱杀。无数在战场上与日军精锐撕杀对垒的优秀士兵，没死在日军手里，反倒是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而另一支人马董一元，就因为部下山头林立，他甚至掌握不住部队。导致在泗川败的莫名其妙，一溃千里。

作为最高指挥，许多文臣却无视了这个基本现实，把部队随意配置。甚至让两支在历史上就有很深矛盾的部队在一起协同作战，让善于野战的部队打防守。让善于防守的部队打进攻，不出问题就怪了。

第三，就是建功立业的心太胜。凡是有了领兵作战的机会，文官总是喜欢参与到赞画军机之中，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确，要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否决掉，只用自己和自己幕僚提出的策略。这种事甚至已经从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上升到了体面问题。以至于武将在军议中越来越不敢说话，生怕落一个顶撞上官的罪名。

可这些文臣制定的策略有高有低。有优有劣，又未必能因地制宜，强行推进下去，往往就是把一盘好棋下成烂棋。俞大猷向来就是个耿介脾气。如果李炎卿一心想出风头，要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在军议中以自己为主导。必然会和俞大猷发生冲突，这仗没打就输了八成。

可是他既然说了自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只安心当个后勤加背锅专业户。那两人的关系也就好相处了，张居正的心，也就放了一多半。

他又嘱咐道：“这佛夷若来，你们多半还是要以海战决胜负。佛夷的船好，你们的船多，到时候还是个船多赢船少的局面。不过你要嘱咐一声胡静水，还有夷人卜加劳，三班周转歇人不歇工，务必尽量做造船，多造枪炮。只要枪炮充足，以逸待劳，不贪战功，这一仗肯定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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