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秀喜是川上胜吉的儿子，就如同山下由梨爱一样，从小就被父亲灌输亲近中国的思想。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或者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山下由梨爱如此，川上秀喜一样如此。

他们是日本人，但他们的内心是亲近中国，愿意和中国人做朋友的，尽管这样的人在日本不是特别多。

川上秀喜的妻子，是日本一位高官的女儿，川上家是书香门第，那位高官也认为门当户对，而出去保护川上家的想法，川上胜吉答应了这门亲事。

靠着老丈人的庇护，川上秀喜成为了一名军官，并且进入了日本主力师团第九师团，淞沪会战爆发前，一路晋升到了大尉，并且在相对安全的工兵联队里任职，主要担任后勤工作。

作为较早进入上海参战的部队，上海的炮火，中国人的鲜血，深深刺痛了川上秀喜的心。

尤其是工兵第九联队联队长野中利贞大佐枪杀了四个无辜的中国平民，被川上秀喜亲眼目睹后，他和自己的上司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被关了几天禁闭。

如果不是因为有他老丈人的原因，估计他现在已经被遣返回国了。

也就是在这几天禁闭期间，川上秀喜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

他无法让自己继续这样下去，他决定要呼吁停止战争，揭露自己长官的暴行，利用舆论压力让日本人坐到谈判桌前。

听到这里，孟绍原觉得川上秀喜这个人很不错，但很幼稚。

如果用这样的办法就能阻止战争，那么日本人早就住手了。也许是川上秀喜从小到大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里造成的吧。

川上秀喜知道，光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

也巧，第九联队抓到了几个中国官兵，并且将他们关押起来。

工兵联队对于如何看管战俘并不在行，借着这个机会，川上秀喜悄悄释放了一名排长，并且托他给他的长官带回了一封信。

该排长成功的完成了任务，最终这封信转交到了军统周伟龙的手里。

信里的大致意思是，川上秀喜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并且表示，想要脱离军队，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方面的帮助。

而且，他还说明了自己计划逃跑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这就离不开中方的接应。

周伟龙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一听，是曾经被委员长称赞过的川上胜吉的儿子，立刻吩咐做政工工作的程义明亲自负责此事，并且严格保密。

“10月29日，我们在约定地点接应到了川上秀喜，并且将他带到了公共租界进行藏匿。”程义明说的非常详细：“这事事关重大，一丝一毫的风声都不能透露。绍原，你也知道川上秀喜投诚到我们这里意味着什么。”

孟绍原当然知道。

川上秀喜的价值，主要是政治宣传。

他能够提供的情报有限，所以政治宣传才是主要目的。

程义明面色忽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我们藏了川上秀喜几天，可是后来，川上秀喜被日本人给绑架了。”

“什么？”孟绍原一惊：“怎么会给日本人绑架的？”

“因为我们当中出了叛徒。”

“叛徒？”

“这个人你也认识，甚至和你有渊源。陈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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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阳？

孟绍原怔在了那里。

自己杭州警官学校的同学陈荣阳，竟然当了叛徒？

一说起这个名字，程义明就恨恨地说道：“陈荣阳临阵怯敌，原该执行家法，可他来到了我这里，哭诉他的苦衷，我一时心软，就留下了他，原本想着我救了他一条命，他该知恩图报才是，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害我的人也是他。

最初，他表现的还是兢兢业业的，痛改前非，我也逐渐相信了他。川上秀喜接应到后，当时淞沪会战败局已成，我们都积极准备战后的事，人员紧张，我考虑再三后，就将川上秀喜交给了陈荣阳保护，没有想到，这个畜生！”

陈荣阳竟然秘密和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将川上秀喜藏身的地点告诉了日本人。

随后，日本人突袭了这出藏匿点，枪杀两名军统特工，陈荣阳和川上秀喜就此失踪。

孟绍原从最初的错愕，变成了现在的平静。他安静的听着程义明继续说了下去：

“陈荣阳死不足惜，可是川上秀喜太重要了，戴处长知道了，立即从南京赶回上海，具体的训斥我也不多说了，给我记了一个大过，并且命令我，在日本人转移川上秀喜之前，一定要把他给救出来，否则，恐怕我要回老家种田了。”

孟绍原问了句：“那你们怎么知道‘狗耳’就是川上秀喜？”

程义明叹息一声：“我们给川上秀喜取的代号是‘蝴蝶’，而我们在日特机关的内线向我们提供情报，日本人给川上秀喜取的代号是‘狗耳’，他们也很担心我们会想方设法夺回川上秀喜，所以把他藏在了‘狗穴’中，而这个狗穴就是日本正金银行！”

正金银行？

自己可是亲自带人抢劫过这家银行的啊？

这家银行和日本政府以及外务省的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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