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的领导干部们本以为何锐会就张锡銮次子的葬礼说些什么，却没想到何锐只是慰问了张家子弟，聊了几句后就告辞。在之后的视察会议中并没有提及与张家有关的任何事情。见到素来不怎么讲情面的何锐既有这么人性化的一面，同时也没有把私人的事情带到公务上。如此做法让领导干部们很是安心，

湖北位于华中地区，乃是九省通衢，又有长江航运的便利，重工业发展的相当迅猛。然而湖北省委书记向何锐做了扩大重工业规模，打造重工业中心的报告后，发现何锐竟然没有任何表态。以湖北省委书记为首的一众湖北领导干部们都很是讶异。

中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产业，湖北肯定不甘人后，期待能够获得大量投资，充分利用湖北的优势。但凡何锐支持湖北，总是要称赞几句。

现在何锐一言不发，怎么都看不出有支持的意思，这让湖北省的领导干部们想起了产业布局的传闻。自从何锐政府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的产业一直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在二战爆发前，在全世界经济衰退期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疯狂举债，钱都花在了产业投资，强化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的方向上。

从国务院传出的消息中，政府准备对整个中国的产业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世界形态。至于未来的世界形态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说法很多，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各不相同的利益需求下，只有关于国务院准备暂时停止投资的说法比较统一。

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中央政府卡住了投资，湖北现阶段的所有产业布局都不太可能通过。从何锐的反应来看，湖北省领导干部们不得不怀疑这种事情很可能是真的。

湖北省政府为了这份规划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如果计划没能通过，不仅这些心血化为流水，湖北省的同志们也会认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跟不上形势。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声望，委书记自然不肯这么糊弄过去，他问道：“主席，不知您怎么看到湖北作为交通与运输的枢纽的地位？”

说起这种理论性的问题，何锐还是很有兴趣讨论一下。而且湖北省的产业方案虽然不合何锐的期待，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何锐答道：“中国必然要进入一个双循环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内经济的循环，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业的循环。湖北省在这两方面都将有很好的发展。”

听何锐这么讲，湖北省委书记很快有了想法，他把心一横，说道：“主席，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在改善交通方面有很很强的愿望……”

这次的回答让何锐感觉有兴趣多了，但湖北同志们的水平明显不如李润石。李润石在这么多工作中，看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就很敏锐的意识到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后的人口问题。湖北的同志们依旧没能站在这个高度上对未来经济做出判断。

湖北省委书记讲完了交通规划后，有些惴惴的提出了最棘手的部分，“但是大量基础建设的投入，需要海量的建设资金。而且湖北也不希望只是靠中央拨款，也希望这些建设能够拉动湖北的产业发展。”

这样的回答让何锐很满意。在1942年，能够理解到以点带面，能够理解以某个投资主线带动产业发展。这种水平的省级高层放在全球也算是独一份。别说欧洲比不了，连美国也远远不如。

但何锐并不满足于这个层面，便问道：“武汉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城市，不知湖北省认为武汉人口会怎样增长？”

一听到人口增长，湖北省委一众领导干部们的神色都变得很尴尬。从1924到1942，中国高速工业化还没发展到20年，人口已经让工业化地区的领导干部痛并着快乐。

最终，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都没去询问何锐对于人口的看法。不是他们不敢，而是这个话题现在非常敏感，已经大有路线之争的意思。而且这种路线斗争并非只有湖北有，所有工业省份都有路线引发的意见相左。这已经是一个文明党以及中央政府层面的问题。

何锐见湖北省的同志们不肯捅破窗户纸，也不准备多说什么。中国工业化发展时间太短，这种问题怎么说都不合适。便是在另一个时空的2030年，中国已经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产业发展导致的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解。但是路线斗争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也许是见到何锐大有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湖北省长依旧不肯就这么草草结束。他鼓起勇气问道：“主席，我现在询问答案有种作弊的感觉。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主席能够进行指示。”

湖北省委以及省政府的同志们都被这么率直的问题给吓到了。何锐政府18年的国家建设中，想得到提拔，就需要拥有能够理解领导思路的能力，尤其是能理解中央的思路。更直白的说，得能理解何锐的政策思路。

湖北省长这么问，会被认为缺乏理解能力。

就在省委其他同志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湖北省委书记开口了，“主席，哪怕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我们还是希望主席能够指点方向，让我们尽力去体会。”

眼看两位负责人都这么说了，各个厅长们也不得不跟进。一时间，倒是有点声势。

何锐并不很想做出解释，即便是这个方向本来也没啥好保密的，但何锐还是希望由国务院来安排。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世界大战中的第二阶段都即将完成，与湖北的同志们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并不影响大方向。这才决定说说自己的看法。

“同志们，在高速工业化下的城市化意味着治理压力全面提升。但人口增长毕竟有限，我问个问题，同志们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会发展成多少常住人口的城市？”

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市长都是湖北省委的委员，一众目光就落在了武汉市长身上。市长并没有慌张，他思索一阵就答道：“现在武汉市有400万人口，我认为能够达到600万。”

何锐摇摇头，“在中国持续工业化的时代，武汉人口的顶峰大概能达到1100万。”

湖北的领导干部们神色都变了，他们可是很清楚人口对于社会管理能力是多么可怕的挑战。现阶段即便是战争时期，社会管理力度很大，判案都倾向于严判。依旧没能完全压制住武汉各种违法犯罪事情。尤其是武汉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近一倍，从240万增加到了400万。犯罪案件增加了3倍不止。

面对治安压力，湖北省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成了党和政府内对立的新内容。

如果何锐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口再从400万增加到1100万……光是想，湖北省委同志们都觉得脑壳疼。

何锐当然知道同志们的想法。因为何锐至少听说过70-9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那时候中国因为完成了基础教育，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一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广告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