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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欧洲就要打起来，总理吴本以为自己的工作会更倾向于和战争有关的经济内容。但是从1939年岁首开始，吴有平发现自己最糟心的事情居然是人口迁移。

到了1938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突破了2亿。而且随着大量初中生毕业，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超过2000万的数量增加。中国当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371万，这中间700多万的缺口都来自于农村。

这波农村人口失血是从35年开始，很多土地条件比较好，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大量初中生毕业，这些人口大多没有留在农村，要么到县城上高中，要么直接进入城市工作。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在农闲期间在城镇工作，或者参加到大规模基础建设之中。导致接近城市的地区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在向城市集中。

为了弥补农业人口的损失，国家开始将深山老林里面的人口都迁移到山区，山区的人口向平原地区迁移，平原地区撤村建乡镇。

只考虑把人口迁移到更加适合生产的地区，这次人口迁徙的规模有3600万左右，这已经是相当于英国或者法国的人口数量。如果把整个中国人口迁徙都算进去，那就是1.2亿到1.5亿人口的流动。

作为总理，吴有平不管具体内容，但是作为总理，吴有平要考虑1.2亿的人口迁移的同时，给他们提供的1.2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这1.2亿人口中很多没到工作年龄，或者没有工作能力。那也得提供6000万的就业岗位。

在国务院全体工作会议上，面对来自全国的数百位领导，吴有平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动，只是实事求是的说道：“同志们，将1.2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欧洲花了上百年。而我们要在3年内完成第一阶段，这个规模和费心程度比一场世界大战要大多了。

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完全恢复中国主权，通过资产重组，对近乎破产的中国经济进行改造。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们革命的第二阶段，是恢复与世界的正常贸易关系，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让中国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阶段。对中国进行全面改造，将中国从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第三阶段的开始，就是对中国人口布局进行规划。这个阶段的工作进行到现在，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

容易迁移地区，是因为那些地区的人民群众本就有加入工业化大生产的需求，于是顺水推舟的加入了迁移。工作遇到阻力的地区，并非是该地区的人民群众故意和我们对着干。故意和我们对着干，好歹也得有水平理解人口迁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有这样水平的人民群众，他们自己早就进城了。

这些地区工业水平普遍较低，短期内以消除人民群众的不安为主，长期内以加强教育为主……”

参加国务院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们包括各部，各省、各市的领导。与文明党中央委员会高度重合，却不完全重合。有十几名外国国籍的市长参加了会议，何锐就曾经向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过邀请函，聘请凯恩斯出任香港市的市长。凯恩斯考虑一段时候婉拒了这个邀请，却推荐了他的得意门卡恩生出任香港市长。

除了卡恩这个英国人，中国政府内的外国雇员基本都是日本人。随着中日经济越来越紧密，中国与日本政府内都雇佣了对方的人员到本国政府内工作。只是这些人数量不大，并没有引发特别大的反应。

卡恩今年34岁，在中国的工作时间远超他在英国的工作时间。很习惯的按照中国政府的工作流程记录着总理吴有平的发言，卡恩心里面对吴有平很是欣赏。正如吴有平所说，欧洲花了100多年时间才让欧洲1.2亿人口从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中国要在3年内初步完成这样的变化，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想创造6000万个工业社会内的生活方式哪里那么容易，英国号称世界霸主，想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已经千难万难。150万个就业机会是6000万个就业机会的四十分之一。

吴有平做的是总结性发言，也是会议的最后一步。等总理吴有平做完报告之前的会议上，所有领导全部都对自己的工作做出了规划，一开始拿出来的是3400万个就业机会。之后各省这里挤一挤，那里凑一凑，勉强凑出了5100万个就业机会。之后各省的领导纷纷表示，剩余的900万个就业机会，谁有能力谁承担，本省已经挤不出哪怕一个就业岗位了。

回广州的路上，卡尔心中感叹，这就是中国，一个神奇的国度。1939年是卡恩到中国工作的第8个年头，在这8年中，他不知道多少次这样感叹过。但是当下卡恩再次感叹起来。

提供6000万个就业岗位在欧洲看来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中国就未必不可能。卡恩认为以中国当下的发展，给中国5-10年，这件事肯定能办成。但是在3年内完成，那就肯定要出非常多的问题。

回到广州，省里面立刻开会。开了两天会之后，卡恩回到了香港市。最初，卡恩到了中国后负责香港与广州的金融中心建立。1937年，积累了足够政绩的卡恩成为了香港市市长。刚回到家，卡恩就看到了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舞会邀请帖。卡恩扫了一眼，直接扔到一边。

第二天，他到了办公室，立刻接到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领事请他共进晚餐的请求。卡恩想了好一阵才不情不愿的答应下来。

现在香港的街道中凡是与殖民时代有关的地名都被取消了，曾经的维多利亚大道已经改名人民大道。在人民大道的一家餐厅里，卡恩与领事吉姆坐在桌边。先吃了三道菜，吉姆领事才开口问道：“市长先生，不知中国可否在当下有什么与之前不同的政策？”爱读免费小说app更新最快，无广告，陈年老书虫客服帮您找想看的书！

“这种事情应该去询问中国外交部。”卡恩不快的答道。卡恩总觉得英国政府将他视为英国政府在中国的代理人，这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侮辱。

最初之所以选择到中国来工作，是卡恩的老师凯恩斯认为卡恩的经济学水平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卡恩到中国这个超巨大的经济体工作，对卡恩本人的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好处。在英国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这些年卡恩是以一名中国公务人员以及经济学家的身份辛苦的工作，把一名学者当成间谍，是最大的侮辱。在中国的制度中，文明党作为执政党，负责制定国家政策。政府管的是经济和民政，这些工作是公开的，不存在什么秘密内容或者交易。想得到这些领域的消息，应该去看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而不是跑来找一名市长。

看到卡恩不快的神色，吉姆领事连忙解释道：“请您不要误会。您作为大英帝国培养出的精英，自然会完全遵守精英应有的忠诚。我方才的问题是询问您这样经济学家，中国基于经济需求，在当下世界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当下，会不会采取与之前不同的政策。”

这话代表着对经济学家的尊重，卡恩没有之前的不快，他想了想后答道：“最近何锐主席写了一本新书，名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展望》，不知英国的经济学界怎么看？”

吉姆见话题终于上了正轨，赶紧答道：“我本人也看过《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展望》，我的看法与英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差不多，都认为中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非常不友好。”

卡恩心中有些鄙视英国经济学界。何锐的新书中提出了为了扩大世界市场，殖民主义应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观点。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后，解放的奴隶们终于拥有了普通人的身份，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要努力工作，与社会上进行交易。这样的自由人不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国家缴纳赋税，还在很多领域拉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被殖民宗主国剥削的一干二净的殖民地不仅创造不了什么财富，殖民宗主国还得花钱维持剥削制度。卡恩亲自到朝鲜进行了考察，现实让卡恩不得不承认，摆脱了殖民压迫后的朝鲜虽然还是穷字当头，经济发展的确不如中国和日本。但是随着东亚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财政转移，加上朝鲜完成了土改，现在的朝鲜人民能不挨饿，能接受教育，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而朝鲜政府在中国经济界提供的知识服务下，根据本国的资源发展出了自己的产业，并且接受了中国与日本的一定产业转移。现在有3000多万人口的朝鲜已经是一个新兴市场。如果当下的发展进程不受到打断，20年后，朝鲜就会成为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3000多万人口的工业化国家，放在全世界也是个需要注意的市场。

英国一部分不成器的经济学家甘当殖民政策的走狗，完全无视了经济学理念发表给政府当走狗的言论，让卡恩对那些人非常不屑。

卡恩答道：“吉姆先生，就我看到的学界反应，持这样看法的英国经济学家好像不太多。”

吉姆领事被这么怼了一下，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先低下头继续进攻第四道菜，以暂时摆脱眼前有些尴尬的场面。

卡恩当然知道英国政府现在担心什么。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不仅要将兵力收缩回欧洲，还得从印度等殖民地榨取资源和人力为欧洲战争服务。在这种时候，中国杀进印度，受到的抵抗会非常低。一旦失去了英属印度，英国别说反攻印度，能不能打赢欧洲的战争都是个大问题。

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卡恩觉得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先进最聪明的政府。现在卡恩不这么看了。当中国在慕尼黑会议上极力反对纳粹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下手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应该积极配合。甚至暗示，英国会和法国一起邀请中国军队参与维护欧洲和平的军事行动。

只要外部维护和平的力量足够大，纳粹德国迟早得妥协。只要欧洲内部不爆发战争，中国就不好对英属印度动手。在卡恩看来，这无疑是当下最好的政策。可英国政府竟然允许报纸煽动怀疑中国是不是要干涉欧洲内政的愚蠢看法。现实中，当1928年中法达成经济合作的一刻，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深刻干涉了欧洲内政，更是全面影响了欧洲内政。

垂垂老矣的帝国主义英国在中法经济合作进行了10年后的今天，还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活该面对当下的窘境！

这顿饭最后在礼貌而尴尬的气氛下结束。卡恩正准备回去工作，就听到吉姆领事在背后叫住了卡恩。卡恩转过头，就见吉姆领事走过来，握住了卡恩的手，诚恳的说道：“卡恩阁下，您是英国人，这永远都不会改变。”

感受到了吉姆领事发自内心的焦虑，卡恩心软了。英国政府在去年授予卡恩爵位，对于英国上层得称呼卡恩市长为“卡恩阁下”，英国普通人得叫卡恩阁下为老爷了。但真正感动卡恩的是吉姆领事神色与声音里的那种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卡恩这位同胞的期待。

思忖片刻后，卡恩说道：“如果中英滑向战争的方向，我会立刻辞去在中国的一切职务，回到英国去保卫英国。但是领事先生，当下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该先确定中国的立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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