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区司令于岑中将从昆明出发直飞京城。在中英战争期间，于岑乘坐飞机从京城前往西南，飞机航程500多公里，一路上起起降降。花了一天时间抵达目的地，现在不过是3个小时就抵达目的地。一路上听着音乐，还没觉得烦躁就降落了，这让于岑非常喜欢。

在接待处办理了入住，刚进了房间，还没关门，就听到门口有人喜道：“这不是于兄弟么？”

转头看去，于岑见到了一个算是熟人的家伙，此人一身军服，佩戴着中将阶级章，因为没带军帽，光头在灯光下反射着一团锃亮。竟然是吴佩孚。

于岑最初负责管理中英战争时期的战俘营，之后回到司令部。接替于岑的正是被称为北洋悍将的吴佩孚，之后偶尔听到说吴佩孚好像去了总后勤部，没想到此时竟然又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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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吴佩孚很想聊聊，于岑便请吴佩孚进来。两人聊起了现在的职务，吴佩孚正出任总后勤部的统计处处长。听于岑说自己出任西南战区司令，吴佩孚很是感慨，“兄弟，和日本人打，和八国联军那些驻军打，和英国人打。每次都打赢了！你这辈子过的真值了。”

说完，吴佩孚叹口气，“我这辈子就没和外国人打过一仗，就是干些蝇营狗苟的破事。现在虽然投了明主，却眼看就要转入预备役。唉……这辈子真的不值！”

于岑劝道：“子玉兄何正值壮年，何必如此气馁。”

吴佩孚苦笑道：“按照最新的《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这个级别的，63岁退役。我今年已经59岁了，虽然当着处长，其实也没几年好干。”

于岑嘴上安慰吴佩孚，心里面对吴佩孚这种老式思维并不看得上。在老派思维中，当官的最好能死在任上。虽然文人们总是说告老还乡是如何的舒服，其实都是嘴上说说而已。

何锐政府可不是旧文人政府，而是一个理工男的工业化政府。在退休制度上对于年龄卡的很紧。就如吴佩孚方才所说的《军官服役条例》，里面就规定了军官的任职年龄。

作战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龄：

担任排级职务的，三十岁；

担任连级职务的，三十五岁；

担任营级职务的，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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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团级职务的，四十五岁；

担任师级职务的，五十岁；

担任军级职务的，五十五岁；

担任大军区级职务的，副职六十三岁，正职六十五岁。

于岑作为西南战区司令，65岁退役。吴佩孚是中将，实际职务只是总后勤部的统计处处长，也就是等同军级职务。现在他按照63岁的退役标准，明显是得到了格外的照顾。如果不是要让老北洋感觉自己没有被歧视，总得给留几个人在军中，吴佩孚现在就退役了。

出乎于岑意料之外，吴佩孚虽然一副遗憾的模样，却没有丝毫想找门路多留几年的意思。北洋的风评中，吴佩孚也算是个人物。现在看，吴佩孚倒是有些类似北洋所说。

聊了一阵，吴佩孚说起了中英战争的事情，“之前我以为何主席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北洋兄弟们的心情，好歹要给我一个职务。但我这点能耐，定然入不了何主席的法眼，就给我安排一个管战俘营的差事。可干了那么一年多，我才知道，老北洋是真不该入了何主席法眼。说老北洋没文化，真的不冤枉了我们。在战俘营那边，不少老北洋的兄弟们想起以前受过的气，就想对着一群战俘泄愤。呵呵，”

听到这话，于岑觉得吴佩孚或许比自己想的要更有“德行”。东北政府出身的军官，毕竟受过十几年的教育，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词。即便如此，不少人军官也颇有帝国主义范儿，只是大家并不愿意承认而已。

于岑想问问战俘营里面发生了什么，又觉得自己问并不合适。正迟疑间，吴佩孚倒是说起来这些事情，“没等出大事，上头就派了新的政委。政委每天开会，可是辛苦的很。不过有政委在，好歹没出事。不然的话，按照老北洋兄弟们的尿性，要么就和英国战俘喝酒拜把子，要么就得让战俘们脱层皮……”

原来在于岑离开后，战俘营里面的管理短时间内陷入了思想上的混乱。老北洋们对帝国主义是又爱又恨。恨的是自己被帝国主义欺压，爱的是帝国主义能够欺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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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一个名词，人类本能的就会欺软怕硬，很自然会基于容貌的不同而歧视其他种族。在战俘营这种环境中更容易滋生这样的情绪。更不用说，中国受到了外国近百年的欺压，民众普遍有很强烈的报复情绪。

直到军委派了一批人过来相助，政工干部们分两部分，一部分给老北洋的家伙们做思想工作，一部分则是管理战俘营，给战俘们做思想工作。非政工干部，则是派了胡适为首的一群文化人，给战俘们讲述中国文化。

当时亚洲国际法庭在上海建立，使得英国战俘们十分畏惧。虽然被俘的英国战俘并没有参与到澳新军团对缅甸人民的屠杀中去，但是这些英国战俘在其他殖民地也犯下了很多同类罪行。听了澳新军团被审判的消息，这些英国战俘都非常害怕。

英属印度战俘们感受到的压力一点都不比英国战俘差。这些英属印度军队虽然遭受到了英国的压迫，但是在镇压印度本地人民的反抗时候，为了获得英国主子的欣赏，手段也颇为狠辣。

而且这些因数印度军队不仅服从英国的命令，他们也大多出身于印度本地的上层以及中层。这种出身，在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之前，自然会坚定的站在印度本地权贵的立场上。而任何地方的权贵从来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出于这种立场，在镇压印度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们内心中充满了对印度普通劳动者的敌意。

中英战争结束得很快，导致了这些思想上的问题被揭开了，却还没等真正的解决，英国战俘与英属印度战俘们就被释放。吴佩孚只是看到了问题，也没能看到问题如何解决。

聊到这里，于岑中将有些明白过来，为何军委会真正的任用吴佩孚这样的老北洋军阀。这家伙虽然也曾经与英国勾结，但是吴佩孚好歹是个秀才出身的文化人，有些理想主义，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水平远高于普通北洋军人。

于岑见过的老北洋不多，给他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王启年的家人。这家人是进士出身，虽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旧文人那套思维，对于人的等级很看重。但是在新时代，他们家很快就改了。至少说起来这类话题的时候，按照文明党的理念去说。

吴佩孚又是另外一种人，他本就追求忠义，对国家有情怀。所以面对问题的时候，也会去研究，去理解。

除了这两位之外，于岑见过的老北洋都是群追求名利的俗人。何锐政府的建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天下换了个主人。这群人在满清时代，在北洋时代，在新中国的追求始终没变，都只是名利。对于这票人，于岑选择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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