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光没有立刻回答。作为一名学者，李时光很想与卡尔教授进行深度的讨论。但是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部长，李时光首先要保护国家利益。很多事情不能说出来。

内心经过一番斗争，李时光说道：“卡尔教授，我们之间只是一个私人的会面。即便如此，我也更希望能够听卡尔教授对于当下局面的分析。”

卡尔教授点点头，他能够理解李时光的为难之处。早在何锐领导的东北政府时期，卡尔教授就观察到何锐政权的与众不同之处。欧美的政府中，都是学者或者通过考试的人成为官僚。而中国的征服中，是官僚们要通过学习成为学者专家。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对核心层的理解远比欧美的要多。因为制定政策的时候，这些部门都要加入其中。所以李时光现在知道的并非是外交部的专业领域，而是对于中央领导层的各个具体计划。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各个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内的执行者，那些计划已经细化到了各个部门。这就导致了李时光为了避嫌，他什么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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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教授只能装作不计较此事，因为战略层面搞不出什么特别的欺骗，尤其是在高水平的战略家之间。他说道：“现阶段德国已经不准备再承担凡尔赛体系规定的债务，甚至连法国都因为英美的立场改变，而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全力发展的阶段，各个国家面对的挑战十分艰难。我认为何锐先生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李时光心中很欣赏卡尔教授的看法。因为直到1931年，世界其他国家全都深陷经济危机之后，李时光才完全接受了一个看法，何锐早在1928年就开始准备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准备。

想接受这个结论对李时光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从192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外国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对于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单纯看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认为，中国只是进入了自己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是在中国的这个高速发展阶段中，外国陷入了经济危机。

现在回头看，何锐是建立在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预测之上，避开了可能给中国造成影响的各种不利因素，选择了一条最有利的道路。如果没有对经济危机的判断，中国很可能陷入到各种危机带来的影响之中。

听卡尔教授如此讲，李时光觉得卡尔教授未必是单纯的讲述中国。现在的德国深陷危机之中，但是在李时光看来，德国现阶段并非没有好消息。从1919年到现在的12年里，德国已经被一战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凡尔赛和约定下的赔款折磨的奄奄一息。而这次瑞士洛桑会议的讨论内容，就是是否接受德国在1932年1月提出的不再赔款的要求。

至少李时光得到的命令中，完全没有拒绝德国要求的内容。中央的看法是，或者说何锐的看法是，中国不需要对德国提出赔款要求。也不要支持法国的要求。毕竟法国对德国的态度众所周知。不干死德国，法国就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但中国接下来对德国的态度也谈不上友好，这基于中国对纳粹的判断。

纳粹主义之民族观乃主张国家权力之绝对集中化，即极权主义，但其则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但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执政者墨索里尼最终成为明确的盟友。

纳粹主义并非一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纳粹党所奉行的国家统制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观点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思想：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神学主义、反犹太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同性恋、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限制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宗教自由。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民族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利应由其一人掌握。由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自上至下按领袖原则来管理的政府，提倡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意识思想，重集体尚权威武力。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宣扬种族优越论，认为雅利安族为最优秀的、对人类进步唯一有贡献的民族。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歧视与之不同的民族。宣称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了“主宰权力”的种族，主张世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各民族必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求胜，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民族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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