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解缙不屑于顾地看了一眼这翰林，面带鄙夷地接着道：“圣人之道，博大精深，尔读书，竟只读了一个所谓仁义礼乐，只记住了那一句‘礼’，却是忘了，圣人通篇传授的乃是一个‘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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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耐心地继续道：“何谓惠？利也！以利而满足百姓所需，使百姓安居乐业，得到他们想要的，才能天下大治。可惜你这腐儒，十年寒窗苦读，所学的不过是言之无物的所谓礼法。”

解缙又道：“《论语、颜渊》中也有这样的阐述，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可见我世代儒家，所倡导的都是使民富足，因为百姓富足，则君王也随之富足，国家自也可进入极盛了。可你满心想的为何物？不过是那所谓外在的礼乐，是君王用何礼，诸侯用何礼，士人用何礼？此等浅显的学问，也敢在庙堂中高谈阔论，班门弄斧？”

翰林脸色微变。

解缙道：“既然你说起了新政，那么……这新政正是圣人的主张，圣人之道，即富民之道，圣人之道的本质在于仁，仁而爱人，方乃圣学。今我观山东，又见新政之下的直隶诸府，谁能教百姓得到实惠，谁引导了百姓生利，可谓有目共睹。”

接着，解缙冷起了脸来，接着道：“可你这腐儒，虽是年纪轻轻，却如冥顽不宁、行将就木的不死老翁，在此呱噪，鹦鹉学舌几句四书五经，就敢放肆，如此妄议新政，议论圣学，真是朽木，今与你这样的人同朝，实是平生最令人羞耻之事！”

这翰林被骂得狗血淋头，极力想要辩驳和反击。

可哪里有解缙这般的气势，何况他这一番高谈阔论，虽每一句都出自解缙口中，可每一句，却都有章可循。

说穿了，都是论语之中记载下来的圣人之言，丝毫不给人任何反驳的空间。

张安世听罢，禁不住大乐。

在这殿中陷入死寂之后，他冷不丁地道：“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心里只有圣人！”

解缙没搭理张安世。

却转而对朱棣道：“臣蒙陛下厚恩，既格外开恩，准臣入阁，那么臣岂敢尸位素餐？恳请陛下，明发旨意，彻查天下似山东这样的弊桉，正本清源，一扫天下冤屈。此事……臣可以文渊阁大学士之身主持，点选人员，分赴天下各府县，翻阅旧桉，进行清理。”

解缙越说越显得痛心，早知道这样，他就该直接说：“陛下……不澄清吏治，百姓必受冤屈，百姓蒙冤，朝廷即便再如何利民，也不过是一纸空谈而已。应效京察，对天下各州府进行一次普察，方才可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使朝廷的政令得以贯彻，百姓才可安居乐业，臣不才，甘愿为前驱！”

说罢，拜下，行大礼。

于是殿中又死一般的寂静。

京察……对于大臣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大明虽有京察的制度，可除了太祖高皇帝时还算苛刻之外，此后就慢慢的松弛了。

毕竟，闹的大臣们怨声载道，实在不像样子。

因而，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是三年一查，此后，就变成了十年一查。

十年也就算了，再到后来，纯粹就变成装一下样子了。

何况，京察还只是根据京官来进行考察，现在解缙直接丧心病狂，居然要梳理天下的官吏和冤桉，这就比太祖高皇帝时更甚了。

张安世听着，竟是无言。

这解缙……以前的时候就很莽，现在回朝，反而更莽了。

张安世对京察的印象颇深，因为他依稀记得，明武宗的时候，太监刘瑾，就进行了一定的改制，其中的方向，除了淘汰了一千多冗官之外，就是进行了频繁的京察，当时直搅得鸡飞狗跳，不少人因此而罢官。

更凶残的是，刘瑾还盯上了翰林院，历来朝廷的规矩是，翰林官一般不外任，可刘瑾直接将大量的翰林进行外放担任地方官。

如此……就真的把清流彻底得罪了，因为清流是入阁的主力，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官，那么这翰林的清贵身份，也就彻底的没了，反而沦为了下乘，成了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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