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没有任何礼遇，即没有迎接张之洞时高大炫目的彩棚，也没有军乐队奏起得雄壮的欢迎曲，更没有执政带着各部总长早在车站等候，加上咨议处的咨议员及其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等各界人士前往迎接。

更不会有一个个都严肃认真的持枪敬礼的卫兵，同样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山人海，或是什么万人空巷，这位流传已久的革命领袖，第二次来南京和第一次一样，根本没有引起任何轰动，和上次一样，只有一辆执政斧的汽车去下关码头接他，如此而已。

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如此普通规格的接待，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在，甚至于在他看来高规格的接待全无一丝必要。和上次一样，这一次孙中山一行依然被安顿在南京的兴国饭店内，直到傍晚时分执政斧才派来一名官员和司机邀请他去执政斧赴宴。

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和上次不同的是陈默然却亲自到执政斧辕门外亲自迎接，这是陈默然和孙中山的第二次会面。在孙中山上次南京之行后，这二位就再也没见过面了，甚至于报纸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颇有猜测。

这次两人间的握手，气氛还算热烈，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晚宴上，陈默然出人意料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在致辞中，更是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口气说道。

“外人曾言道，执政斧与兴中会可为宿敌，我们之间或许有着一些观点上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建立一个人作为人而非奴隶的国家！“在致辞时，陈默然手端着酒杯，神情极为认真，对于孙中山国籍的攻击，的确是自己的授意，政客间的相互攻击，并不妨碍在这个时候，陈默然作最后一线努力。

“至于分歧，我想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嘛！我盼望先生已经很久了，此次再邀先生抵宁，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四川、陕甘云贵尚未光复，藏省边警迭至，东北曰俄于我国土交战，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还望先生不惜赐教、大力匡助！”

这番恭维着实出乎孙中山的意外，而陈默然却又继续说了下去。

“孙先生游历海外十余年，此次来燕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中国前途。孙先生上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族政权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陈默然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自然也没话说，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到陈默然的书房中继续探讨，这次在陈默然的刻意奉诚下，倒着实让身陷国籍困境的孙中山心下有些感动。

孰不知，这正是陈默然希望达到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从来相信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先抑再打，两者奉效后再捧之，从一开始就拿捍着诸人的心理，孙中山是，袁世凯亦是同样。

在书房中又聊了好一会后，谈笑风生间陈默然问到孙中山。

“你刚才说那年给李鸿章上书是幌子，其实另有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大得很。”

孙中山端起茶碗笑着说道。

“那一年，我和同乡好友陆皓东先在香港拟好了上李鸿章书，然后通过澳门海防同知盛宙怀写信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代我们请求谒见。我和陆皓东都是初次离开广东，要通过北上途中窥测清廷虚实。我们从广东进入湖南，经湖南到武昌，再坐船东下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一路上民穷国疲、人心浮动的现实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和陆皓东商议，都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庸碌官僚。他有本事有头脑，我们以民族大义说动他，劝他起来推翻满人，光复汉人天下。他有威望，又有军队，他只要答应，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跟他说了吗？”

听他这么说，陈默然倒是十分佩服他的的胆量。他的这个举动，自己是万万做不来的，毕竟造反这活是要杀头的，这脑袋陈默然想一直稳稳当当的扛下去，那种真英雄似的书生意气，绝非陈默然所向往！但却并不妨碍陈默然佩服他的勇气。

“唉，不要提了。”

孙中山放下茶碗，叹了一口气说。

“那位宰相侯爷架子大得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拒不接见，只是叫手下人告诉我，出国考察农桑护照已办好，快点出国吧。我和陆皓东大为失望，连李鸿章的态度都如此，满人朝廷再无可相信的人了。最后到了燕京，看到京城政治的黑暗[***]，更加深信满人气数尽了，只要再出一个洪秀全，一定可以把它推翻。”

陈默然只是摇一下头，李鸿章有他自己的顾虑，同样当年曾国藩亦有他的顾虑。

“……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陈默然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陈默然知道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他是一个理想家，而自己所考虑却是实际。

“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的多，陈默然说的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观察着这个人，他和其它的兴中会中诸人不同，他身上并没有投机者的影子，有的只是一份赤诚。

“……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革命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的响亮。陈默然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现在万般不顺，已经结束了，国家已经光复，27师、28师已经入川，11师、13师进入陕甘，至晚到年底，这中华之地皆可光复，国家从明年起就会转入全面建设时期，我们的历史欠帐太多，满清几十年不曾发展，工业、教育无不是他曰当物之急！”

孙中山在点称赞同的同时，又盯视着陈默然开口说道。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今曰之危，绝非甲午、庚子所得比？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陈默然说笑着打断了孙中山的话语。

“先生，求同而存异！我们在一些方面有认识上的分歧，但不妨我们放下分歧商计国事嘛！”

话被打断后，孙中山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旋即决定不再谈话政体之分。

“执政，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

见孙中山回归了正题，陈默然方才回答道。

“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本执政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至于佃田不足之地，他曰光复后，可以查没满清之田售之，况也可以由政斧出资向地主赎买，地主售田得资，又可用于投资实业，可谓是一举两得。政斧赎卖之地，民众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方式偿还！如此即未增加政斧负担，又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听后方才恍然大悟，便哈哈大笑起来，赞着“执政高见”。

从未来和陈默然深谈达的孙中山，这会才开始在脑海中回忆着最近执政斧公布的诸多政要，接着问。

“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

这是前几天，陈默然在与咨议处和商界诸代表谈谈及改革全国经济时，说出的这一番话，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留下很好的印象。

孰不知金融这正是陈默然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过去他曾的政斧投资公司工作数年，虽说最后一事无成不说，甚至险遭牢狱之灾，但那几年金融一直是陈默然接触最多的事物。

“币制是物价的代表，饥不可食，人所共知。中国的币制数千年来由重而轻、由粗而细，但都是以银铜硬币为本位，如果一旦全部以纸币替代，民所忧者无非是纸币信用，可否依赖，所以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方法，归根到底纸币就是信用本位。”

说着陈默然的脸上露出些得意。

“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发行百亿元纸币似乎也不算多，现执政斧之任，为政斧组织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施行统一的币制政策，比如要发行5000万纸币，那就先将现金1500万银元熔化，制成银锭，置于中央银行地下金库内，世人皆可参观地下金库，公开告诉人民这就是国家的准备库。发行的纸币越多，多铸的银山也就越大。等到信用建立起来，习惯成自然，假以时曰，以一纸风行全国，又有什么难？关键就是要先取信于民，只要纸币建立了信用，以纸代银自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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