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天空又下起了雨。

朝鲜国君李熙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仍然还在康宁殿中批阅着朝廷大臣的奏折，在某种程度上来，他并不算是位勤君，但现在国局日危，却由不得他不去勤于政务。

做为国的朝鲜，现在完全夹于诸国之间，一面是西洋的现实威胁，一面是欲摆脱清廷的自立之心，而另一面却又有清廷为维持自身利益和宗藩关系，维持“天朝上国”尊严，对朝鲜的“全面干涉”，诸多事物的牵绊，只使得每日李熙皆是心神皆疲，却又不得不全力应对。

最近几月，那袁世凯相比过往更加专横，可谓是跋扈至极，早些年对朝鲜借洋债加以百般限制，三个月前，更是声明“朝鲜贫而浪费，偿款维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付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为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抵裾朝鲜海关，中国亦决不允许”，如此之言，可谓完全不顾朝鲜体面。

而且更有甚者，在袁世凯明确将调离朝鲜之后，其更是再提朴定阳一事，对于清廷来“朴定阳出使”一事堪称心头之刺。至于试图夺回关税更是为其所拒。

这危于累卵时局，每每总让身为国君的李熙心力交瘁。不过倒也没并非没有成果，通过过去数年的不断试探，李熙与朝中诸员也找到了清廷的命门，其一怕洋人交涉，所以每逢事端其总会引入美国人抗议，而这恰恰是当年李鸿章授意“以夷制夷”之策，不过当时旨在“引美制日”，而非反制清廷，其二是清廷无意在朝鲜徒生事端，袁世凯的专横跋扈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只要朝鲜硬上一硬，其自然无计可施。

只有那些事大党，才会将“国不可凌大国”为由，反对于清廷强硬，可他们完全忘记了那满清却是“夷狄”，绝非中华！朝鲜之事大所事者唯中华尔，而非满清“夷狄”。

心里这般抱怨着，他坐在软垫上，侧身靠着案几的一角捧起一本本奏折凑到烛灯仔细阅读。其实他不用看都知道，那么多的奏折无非是一个内容，朝中的事大党诸人最近却是欢心鼓舞——清廷委任素有“知洋”之名的唐浩然，来朝鲜协助主持实施渐进改革。而那唐浩然确实有拓殖兴产之能，听他于天津驻守两月招揽商资百三十万两，以用于在朝鲜举办工厂、开发矿场。

过去于朝中事大党众与开化党众就开矿等事争持不断，事大党一力反对办厂开矿，可现在那位驻朝大臣却要办厂开矿，以增加朝鲜藩库收入，一番争论后，事大党在此事上，先是争持了一番，倒是欣然同意了，可曾经希望办厂开矿的开化党人，却竭力反对，更借机要求结束与宗藩关系。

现在朝廷的党派势力错综复杂，每一派都想借此机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以年青士族为主为首的开化党想以此机会打压事大党，进而夺取他们在朝廷乃至整个朝鲜的权力地位，而事大党则立主不能于大国失信，力主于此板荡之时依托清廷。

想到朝中的纷乱，李熙倒是对那位“知洋”的唐浩然，充满了期待，原因倒也简单——他受够了袁世凯的专横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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