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科涅夫拿起电话准备再次拨号时，我忽然想到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都和德国人有着血海深仇，就算上级下命令也不免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况，连忙叫住了科涅夫：“元帅同志，请等一下。”

“丽达，你还有什么事情吗？”科涅夫握着话筒，扭头望着我问道。

“是这样的，元帅同志。”我连忙将自己的担忧说了一遍，最后还特意强调说：“我觉得要让近卫第18军的部队押送战俘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派人去监督才行。”

科涅夫将话筒重新放回到电话机的底座上，饶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派谁去合适呢？”

“我认为我是最佳人选。”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揽下了这个任务，是考虑方面军司令部即将迁到利沃夫，到时我这个方面军副司令员又会成为闲人一个，倒不如自己找点事情来做。因此我振振有词地说：“我和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打过交道，假如由我去见到战俘的押送工作，也许在途中就不会出现屠杀战俘的情况。”

科涅夫用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丽达，监督押送俘虏，只是小事一桩，随便派一个参谋出马就行，用不着你亲自跑一趟。要知道，你毕竟是方面军的副司令员，留在指挥部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虽然科涅夫拒绝了我的请求，但我还是不甘心地说：“元帅同志，各集团军的司令员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作战任务，只有您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留在指挥部里坐镇就够了，我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和近卫第18军一起押送战俘去乌曼。”

听我这么说，科涅夫的脸色变得铁青，似乎对我所说的这番话感到不满意。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顺水推舟地说：“好吧，丽达，既然你执意想去乌曼，那就去吧。等下月在基辅的德军战俘游街结束以后，你再回来也不迟。”

在获得了科涅夫的同意后，我带着一名参谋和几名战士离开了指挥部，到郊外去找近卫第18军的驻地。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经过一座哥特式教堂时，我看到教堂外面有老百姓排着几路长队，便连忙吩咐司机：“司机同志，把车靠边停下！”

我下了车以后，走到一支队伍的后面，问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请问你们在这里排队做什么？”

老太太扭过头，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后，又将头扭到了一旁，摆出了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见从老太太这里得不到我要的答案，我又走到前面一位老大爷的面前，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依旧碰了钉子。

随行的参谋凑近我，低声地说道：“副司令员同志，您别生气，这些居民都是西乌克兰人，他们对我军一直有抵触情绪，不搭理您在正常不过了。您瞧，教堂门口有不少自己人，我们去问问他们吧。”

我听完参谋的话以后，点了点头，从排得长长的纵队旁走过，走上了台阶，来到教堂门口的平台上。这里摆着四张小桌子，桌子后面都有一名坐在马扎上的军官，他们都正埋头写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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