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８月２日－８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７２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９人、５８００人、１４００人和１２００人。
８月３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８月２２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２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４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６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就抢运出３万名被困华工。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１９１９年１月１日他“没收”了华商们６６５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７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３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１９１９年９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４艘驱逐舰和１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２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１０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还算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１门边炮、“利川”舰的１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１３０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
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１９１９年８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１９２０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
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５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
１９２０年９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１９２１年８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１９２２年１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一个虽仍羸弱，却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可惜的是，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说到这，常言意语气沉重地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六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
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１９２１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６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
“可惜啊，可惜啊。”高飞也在那里轻声叹息。
当时的北洋政府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那一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高飞甚至回到了那一年，他看到了４名中国陆军、１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那片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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