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九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有对中国大不利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大总统也不敢让的,但孙某人却做到了”
高飞咳嗽了声,让茅秉才先出去,关好门:“晋康先生现在尽讲无妨。”
“常某哪怕因为这些话而获罪,也是要讲出来的。”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么:“我等所说自满清被推翻之后中国之外交,无非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北洋政府被视为**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宣扬‘**外交’之必要性。
高将军,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而在外交之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
但由于长期的**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口口相传之中却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常言意越说越是激动,在那略略喘息一会:
“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
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高飞听着频频点头,又继续听常言意说了下去:
“后来北洋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七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洋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洋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高飞一边沉吟着,一边连声说道。
“而我认为这些皆可不管,但我北洋政府由西伯利亚护侨之壮举,焉可埋没于史册之中?”常言意慷慨地说道。
“护侨?”高飞一怔。
“不错,护侨。”常言意缓缓的把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说了出来。
十月**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
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业协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业协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业协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则相较之调遣方便。”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业协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
“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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