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七章决堤前夕

昭和十一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

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于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国军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

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反共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中国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议。

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１９３７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１９３８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

“没有美元不要紧，银元也是硬通货呀。”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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