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秦云堂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秦云堂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

秦云堂的父亲名字秦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

秦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秦云堂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秦松樵走下楼来，秦云堂看见他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秦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秦云堂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秦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替人。

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秦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秦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

秦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秦云堂听见他秦云堂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秦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秦松樵半晌无语。

秦云堂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道：“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秦松樵瞪大眼睛说道：“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秦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道：

“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秦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秦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

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秦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

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秦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秦云堂回忆说，当时他秦云堂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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