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正所谓的“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使百姓保持贫穷，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重农抑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农本”，而是为了弱民，为了制民。可是这么干，百姓并不乐意，食色性也，百姓并不甘于贫困，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如何维持统治？”

摇头冷笑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oo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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