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五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六百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他是罪不至死,结党在所难免,而贪污绝对是诬陷。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作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崇祯初年的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
而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出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而复社要用到阮大铖时,就立刻笑颜以对;不用时,就横眉相向。那阮大铖却宛如皮痒一般。不记教训,官迷了心窍,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而是妖孽。只能够摇头无语了。
而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不过这难题难不倒复社诸君子,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何况君子乎?于是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
于是七拼八凑。甚至派人到了汝宁,寻找过东林党武官——吴世恭,只是因为吴世恭身在辽东,汝宁的官员不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所以最后未果。到了最后,终于凑齐了二十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
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二十万两银子作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凑效。
崇祯皇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二月,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崇祯皇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
他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可是复社首领张溥是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他不但对周延儒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此人,虽说曾是名状元,但他贪钱又贪色。在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娶,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
而此时的周延儒“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
而张溥根本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周延儒这个老滑头一听,马上就变了脸,他和颜悦色地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但怨毒却结得极深。
并且张溥还以此事要挟周延儒,并想把周延儒当成木偶,以此来操纵朝政和官员的任免。这让周延儒对张溥简直是恨之入骨。
张溥不知道的是,得知了周延儒重启为首辅,他的得意门生吴昌时早就改换门庭了。当张溥得到了周延儒答应的条件以后,他兴冲冲地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
那就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而这场明显的阴谋却没有人敢公开揭穿。惧怕周延儒的毒手,附攀周延儒的权势,复社和东林党的君子们集体失声,反而依然对周延儒溜须拍马。而张溥的葬礼则冷冷清清,生前的那些“好友”和“同志”都没了踪影,真让他死不瞑目啊!
反正这场换相的闹剧,除了让周延儒二次为相以外,根本对明朝的时局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因为在此时,辽东明清两国决定国运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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