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总经制钱，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属于宋朝的杂税范围。经制钱始于宣和四年(1122年)，为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陈遘所创。靖康初年(1126年)废，又在建炎三年(1129年)恢复，而总制钱是于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措置财用，称总制司时所创。这两种杂税就是在固定税收中再增加税额，所谓辗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但种类繁多，因此数额十分巨大。目地在于以助军费。一直沿用到孝宗时代，成为大宋财政收入的重要部份，直到赵忱继位，大宋复国之后才取消。

当然韩彦直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朝廷真正从开总经制钱，实际就是让朝廷额外加设税收，筹措用于北伐的费用。

其实征收税务，在大宋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历代的皇帝在这方面都不手软，因此大宋的杂税种类繁多，而且名目各异，仅在绍兴年间就有不下十余种杂税。增加一二项杂税名目，实在算不了什么。但自从赵忱为帝以来，就一直非常注意休养生息，减轻民间的负担，大宋刚刚复国就削减了许多杂税。后来大宋釆用亩税法之后，将税赋徭役全都计入田产之中，除去少数几项杂税之外，其他的杂税都全部取消了。

赵忱受人称道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力主恢复，对金国态度强硬，也在于他能确实做到减轻百姓的负担，轻役减税。因此赵忱被称为仁义为重，以民为本，也算是恰如其份。但现在韩彦直让他突然加税，虽然是为了北伐这个崇高的目标，但一下子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就连支持韩彦直的王炎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毕竟劝皇帝增加税赋，无论是为了什么目标，对大臣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在大宋的历史上，蔡京、秦桧之游，都曾巧立名目，任意增加税赋。

范成大走出一步，正要出言反对加税，这时韩彦直又道：“陛下，臣亦知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必会有损朝廷仁爱之名，有违陛下爱民之心，因此重开总经制钱之后，更请陛下治臣之罪，贬出京师，只愿朝廷北伐大计，不受阻碍，臣虽万死，亦无悔矣。”

听了韩彦直的话之后，范成大又退了回去，因为韩彦直的话说的很明白了，为了北伐的大计，他愿意一个人承担加税的恶名，为朝廷背这个黑锅。

赵忱自然也明白韩彦直的意思，沉吟了片刻，才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一事关糸重大，不可轻易决议，众卿光则退下，容后再议。”

回到后宫，赵忱心里一直挂记着这样事情，因此也茶饭赖咽，坐在睿德殿里呆。他当然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而按韩彦直的办法，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但这样一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宽仁淳厚、勤政爱民的好名声就会大受影响，虽然说自己不会因此就和宋徽宗这样的昏庸皇帝相提并论，但毕竟是留下了一个污点。

同时赵忱也不愿意把这个黑锅推给韩彦直，自己到底也是皇帝，如果把责任推给大臣那还成什么样子。

但韩彦直说的也不错，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好时机，一但错过再等多久才会遇到这样的机会呢？缓个二三年，大宋确实可以积累下足够北伐的钱财，但那时金军也缓过气来了，说不定金国又会主动兵来攻打大宋。

在这段时间里，赵忱虽然在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在私下里，也十分担心，由其是得知樊城失守之后，更是紧张得几天都睡不好。只到接到杨炎的信之后，才安下心来。因此下一次金国再进攻大宋，结果也难以预料。

就在这时，皇后岳璎亲自端着一个食盘，来到睿德殿，道：“官家，你总该吃点东西吧！如果让娘娘知道了，可又要怪罪臣妾等人没有伺侯讨官家。”

赵忱也苦笑了一声，虽然满腹心事，但对着岳璎，也难以作，何况她还把周太后抬了出来，只好点点头，道：“皇后也坐下，陪朕一齐吃一点吧。”

岳璎嫣然一笑，添了一碗粥，放在赵忱面前，然后又给自己添了一碗，道：“臣妾听说最近战事都很好啊，金军以经全都退兵了，官家今天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心烦呢？”

赵忱又苦笑了一下，这才把今天朝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岳璎听了，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想了一想，才道：“官家不是以经下旨，招姐夫和六姐回京了吗？依臣妾看，不如就等姐夫和六姐回京之后，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才做决定吧。”

赵忱也点了点头，道：“也只好如此了。”

就在这时，一个内待进来报道：“示禀官家，外面有驸马和永安公主、永宁公主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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