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知刘宝投靠赵恺时，本就有重新陪养自已势力的打算，他原来手下只有三四千残兵，现在一下子增加到一万人，自然不愿把这股力量再消耗掉。因此在出兵了之前，刘宝早就打好了主张，如果李全和邵宏渊在处州打了胜仗，他自然会率军前进，锦上添花，捡个现成的便宜。但一听说邵宏渊跑了，李全也败了，那里还敢出战，于是连遂昌也不要了，立刻率军退到浦城去驻守。

到了遂昌之后，现刘宝也跑了，只把李全气得两眼黑，无奈何，只好率军继续向松溪败退。好在金军也不苦追，立刻调转头来，改攻松阳。

邵宏渊也没想到刘宝会撤退，他刚到松阳，还没等坐稳，金军就以杀到。现在李全、刘宝都退了，邵宏渊那里还敢停留，二话不说上马就跑。金军又顺利的夺回了松阳。

这一次救援处州的过程之顺利，连郭虾蟆也大感意外，原以为还会有几次激战，那知除了在处州城下稍微遇上了一点像样的抵抗，但随后宋军几乎就是望风败逃了。要不是完颜长之事先有令，不可将宋军逼得太紧，郭虾蟆甚至认为就凭自己这五千人马，足可以一举打到福州去了。

也正因为这样，邵宏渊才逃出了一条生路，率军退到寿宁。这一次进兵，赵恺出动了五万大军，结果大败而归，损失最大的是李全，损失人马近五千人。邵宏渊也损失了近两千人马，只有刘宝最机灵，一仗也没打，所以一兵一卒也没有损伤。

这样的结果，李全自然按不下这口气，立刻将这次进军的整个过程都上报给赵恺，要求将刘宝、邵宏渊两人治罪。

那知早在他上书之前，刘宝和邵宏渊都己向赵恺上书，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刘宝称:这次失败完全是邵宏渊、李全两人作战不利所至，两人合军是金军的数倍，反而被金军打得大败，相反自己率军驻守遂昌,接应败军,与金军激战一夜,才打退金军,使邵宏渊和李全能够得以脱身。无奈邵宏渊和李全只顾自己逃命，留下自己一支孤军在遂昌抵抗金军，因为寡不敌众，自已才不得己退回浦城，因此自己无罪，有罪的是邵宏渊和李全。

而邵宏渊则称处州一战，完全是李全贪功心切，本来约好共同出兵迎战金军，结杲不等自已的人马赶到，李全就与金军交战，结果大败而逃。而自己在处州城下抵挡金兵。只是孤掌难鸣，只好则战则退，撤回松阳。那知刘宝和李全都以从遂昌撤走，只剩下自己这一支孤军，只好放弃松阳，退到寿宁，同时还打退了金兵的追兵等等。

福州朝廷次出兵，就打了败仗，这以经够让赵恺窝火了，而这样三份公文放到了赵恺的案头，更令他头大如斗，因为单独看这三份公文，似乎每个人都有道理，赵恺也不知道该相信其中的那一份才好，只好诏回宗天玄，询问这次兵败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宗天玄一直都在建宁军指挥全局，因为前期的进军还比较顺利，一举拿下了遂昌和松阳，宗天玄也十分放心，想着可以向赵恺交差了，因此并没有亲赴笫一线督战，只是想怎么找个借口好收兵。但突然一下就形势逆转，宋军败军如山，所夺的遂昌和松阳也全都失守，这令宗天玄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也他分不清楚是谁的责任。

其实邵宏渊和刘宝为自己的狡辩并不很高明，如果换了是杨沂中、李显忠、杨炎，或者是韩彦直，陈俊卿都能从这三份公文中判断出七八分真像，知道邵宏渊和刘宝是在说谎。但无论是宗天玄还是赵恺，都缺乏实际的经验，而邵宏渊和刘宝也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敢大言不惭，一付要不是自已顶着，这一战还说不定败得多残的架式。

不过赵恺向宗天玄要处理意见，宗天玄却不能有所犹豫，而且他心里也有乞，索性一股脑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三人身上，认为自已战前的计划无误，因此才一出兵就拿下遂昌和松阳，而后来在处州的溃败则是这三人互相推委，以致贻误战机所致，失败的责任应由三人同共承担。而责任大小，则应该按各自的损失来分担。

赵恺听了之后，也认为宗天玄所说的有理，这样处罚比较合理。结果这一样，人马损失最大的李全自然是责任最大，被降为建宁府兵马都监，邵宏渊也被降为福州防御使，而人马并没有什么损失的刘宝反而逃过责罚。

王时雍趁机再向赵恺进言，不要轻易向金军进攻，还是想办法夺取整个福建之境才好。这一次失利也令赵恺清醒了一点，不敢再谈进军。不过改为夺取赵忱的地方才好，但赵恺还是下不定决心，因为这样做在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

而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天临府朝廷以经从江北江南两路出兵，因此赵恺决定先观望一段时间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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