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不能让沙特方面满意的，在他们看来，英国这是在包庇罪犯，试图拖延事件的解决。沙特在放由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激愤状态蔓延的同时，也在紧密的准备着对载沣的接待工作，他基本上已经做好决定了。

而英国方面不仅仅是受到沙特单方面的压力而已，事实上早在之前阿卜杜勒家族已经明确的要求英国做出一直支持自己的承诺，而不是改为支持南方的瓦哈比耶派来与中国争夺阿拉伯的控制权。英国人发现一直以来对国际政治不是那么敏感的阿拉伯人在这段时间明显的提高了国际政治素养，阿卜杜勒家族似乎很担心英国有可能因为与中国的战略争夺的考虑而放弃自己而改为在南方支持沙特王国。并且越来越明显的在言辞上表现了这一点。

综合这一阶段阿卜杜勒部族的表现的考虑，英国人认为阿卜杜勒家族这是在制造一起不可调和的仇恨来迫使自己加强对他们的支持。艾伦比将军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的在办公室里斥骂这些狗娘养的阿拉伯人尽给自己添乱了。很显然，这背后有着什么人在阿卜杜勒部族中散播着一些不安定的消息。

但现在已经是势成骑虎，英国不可能在现在立即放弃对阿卜杜勒家族的支持，如果没有对方的支持的话，英国人甚至连在这里生存的能力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大规模的作战了。如果现在把阿卜杜勒家族卖给南边的沙特以平息沙特的愤怒的话，先不考虑对方是否就此会罢休转而投向己方，眼前就立即有如何应对土德联军反扑的压力。更何况军中还有很多埃及人，这些人的立场会不会就此动摇？如果这样做，之前的一切都将成为白费。

而将沙特放弃丢给中国人，后果同样的可怕，如果中国军队进入中东对英军形成与土军配合的南北夹攻态势的话，英军将陷入极端艰难的环境。

面对着阿卜杜勒部族捅出来的这一个大篓子，艾伦比肺都要气炸了。甚至他最得力的情报官劳伦斯也无法在近期就帮上什么忙，因为他也敏感的发现，现在那些曾经对他亲切的像兄弟一样的阿拉伯人，看他的眼光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了。

他知道中国的伊斯兰教信徒基本上都是瓦哈比耶派，并且他们派遣了一个与他相似背景的年轻军官来到了这里展开了与他类似的活动，但他始终都不能够想明白，为什么一个瓦哈比耶派的中国人能够对逊尼派的阿卜杜勒家族产生影响呢？这一挑唆就见效，当真是充分证明了破坏远比建设要来得容易的真理。

如果他仔细的研究过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古今的战争史的话，他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情况还不会糟糕成这样。

白崇禧只是使用了一些阿拉伯人编织了一些谣言和数倍于谣言的真实的国际情况，就制造了阿卜杜勒家族的自危心理，在这种心理下，做出什么来都不值得奇怪。因为他们也怕，他们当然知道沙特有着统一阿拉伯的野心，现在有英国支持可以立国，将来如果当真像流言说的那样英国转而支持沙特了，自己难道还能有好下场吗？而且，那些流言根本也未必全是假话。

在这次伊萨维耶事件之后，白崇禧终于成功的绕过了怎样争取阿卜杜勒家族到己方阵营来的坎，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在阵营外，反而比加入进来的效果要好。如果他们进来的话，那么如何调和逊尼派和瓦哈比耶派的矛盾就将成为己方的一大难题。

于是在新情况发生之后，我立即给在新加坡靠航的载沣发去电报，给他一个新的权限，也就是可以给沙特允诺一个新的，诱人的条件，也就是中国将支持他在中东建立一个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沙特王国。他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王！

而英国方面在一来二去的与沙特方面的不算融洽的外交接触后，也正式决定在两个不可调和的势力中彻底放弃了沙特，他们将立足于约旦，全力帮助阿卜杜勒家族。

这种利用宗派信仰的冲突来实现战略目的的方法，让我大开眼界，也只有白崇禧这个笃信伊斯兰教的信徒，才能从看上去差不多，大家都信真主安拉的各种派别种找出他们的利益冲突点并利用它，这也证明了我一贯以来一直派遣伊斯兰教信仰背景的军政官员前往中东的正确性。慢慢的我也从白的往来文书中了解到，瓦哈比派本身就是逊尼派的一个分支，只是几条教义理解上的分歧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便可能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血海深仇，这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等教派的分裂何其相似！宗教这种东西，果然比什么都残酷。

在俄罗斯，这种教派的冲突也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展开，圣彼得堡的领袖们不堪忍受新近改名为铁人的朱加施维里同志的攻击，也自觉不自觉的将铁人同志和自己划分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圣彼得堡慢慢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对朱派的攻击行动，当然仍然停留在言语攻击的阶段，虽然后来托洛茨基同志很后悔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赶尽杀绝，但是事实上他也知道，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他当然现在也想不到风水会轮流转，一段时间以后朱派将成为正确路线，在他眼里颇有些教条主义的铁人同志将以铁的手段去革命的同时，也将以铁的手段对付他们这些托派反革命分子。

在德国境内劳动之余忙着演讲和发动劳工的铁人同志，也没有忘记在理论层面上对圣彼得堡那帮家伙发动反击，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等新词汇不住的在他掌握的劳工报上得以出现，并逐渐将他们高层之间的争吵公开化了。

事实上这也有利于事情的发展，张作霖对这种现象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不时的抽空接见铁人同志，以一个同情者的角色满足一些铁人同志提出的要求，诸如减少劳动时间，改善伙食之类的取悦劳工的条件。在德国方面军事情况转好，战俘数量增多的时候，他甚至直接向铁人同志提供了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

远在德国的他自从大战开始后就没有回过国，虽然知道这一阶段的工作对于自己未来的仕途十分的重要，但在撑了一年多后，他还是向国内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回国内。我当然不能同意，在那边的事务他完成的最好，一时之间找谁去换他呢？于是在我的安排下，陆军部辗转将他的家属安排到了德国一家团聚。

1913年10月25日，中华帝国钦命全权特使，思郡王载沣乘坐的海军战舰安全抵达达曼港，沙特国王亲自到港迎接。

同一天，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体婚礼，在京各军事部门的年轻军官共五百人与皇室的三对新人一起接受了我亲自到场的祝福，在婚礼上我牵着溥夏和宋美龄的手，正式宣布溥夏为中华帝国太子。

1913年10月3０日，载沣与沙特在利雅得联合签署了利雅得宣言以及一揽子军政合作条款。中东局势正式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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