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已经45岁了，但是依旧美艳动人，比后世的赵雅芝还要漂亮。

玛格达出生于19o1年，童年时母亲与父亲离异后的再嫁，不但没有给玛格达的心灵造成创伤，反而使她享受到了双倍的父爱。生父理查尔博士是个博览群书、业绩出色的工程师，继父弗里特兰德是个聪明而友善的犹太富翁，他们皆具绅士风度，一个注重实际，一个强**养，对她的关爱几乎到了争先恐后的地步。

她小时曾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后来又被信仰基督的母亲和崇尚自由的养父送到了比利时的乌素林修道院，度过了八年的女子寄宿生活。严酷闭塞的环境和严格扎实的教育没有枯萎她的青春，她长得体态窈窕，姿情娇媚，如同人见人爱的下凡仙女。

当玛格达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何为浪漫的爱情时，一次很平常的假日旅行，意外地做了她第一次婚姻的“红娘”。那是在乘火车从柏林到高斯勒的途中，坐在包厢里的一位先生从手中的报纸上抬起了头，一下子便被她的美貌惊呆了。他自我介绍叫匡特，与她兴致盎然地谈了一路。当晚，这位富商就给玛格达寄出了第一封信。出于好感，她允许匡特以叔辈的身份到学校约自己外出游玩。不料，仅过了几个星期，匡特竟向她提出了求婚。玛格达愕然了，因为求婚者体胖、秃顶，而且年长她2o岁，怎么说与她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都差得太远。然而她还是表示考虑三天。

匡特有两个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儿子，而她自己正处于年仅18岁的妙龄花季，面对第一个希望进入自己生活的异性，她的心还是动了。正由于玛格达太年轻了，她需要一个有身份的大人物的陪伴，也希望能够锻炼着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

家人闻讯慌乱了一番，最终还是很开明地尊重了她的选择。婚后，富有却吝啬的丈夫使玛格达渐感失望。她对他前妻的孩子很好，不久也生了自己的儿子哈罗德，这一切没有阻止她与匡特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

有一天匡特终于怒了，他现玛格达竟有一个比她小三岁、名叫艾内斯特的浪漫情人。高傲的玛格达一口承认，她把家庭失谐的责任推向了匡特。分手是必然的。这时，曾认识她的美国前总统的侄子胡佛先生风尘仆仆地特意赶来，“屈尊”向她求婚。他漂亮、富有，可以满足玛格达的一切要求，她还是拒绝了。她不再是那个18岁的女学生了。她更看重重新得到的自由。

她成了年轻、美丽的单身女人。至于多次向她求婚的艾内斯特，在她看来，那不过是一个能够满足她温情蜜意、体贴而忠实的“大孩子”，他太小了，最多是自己感情上的慰籍而不能做她的终生伴侣。她不需要陪着他继续玩下去。她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渴望被一种成熟男人的精神力量所引导。这时，一个朋友告诉她，如果有闲心，不妨去体育馆看看“褐衫党（国社党）”闹哄哄的集会。

一个瘦小枯干的男人一瘸一拐地穿过嘈杂的人群，站立在演讲台上。他的眼里闪着火花，手指尖流星般的飞舞，加上他那才华横溢的演讲，一时间使玛格达心醉神迷。而在这之前，朋友们都知道玛格达是一个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女人。当时，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不会对戈培尔产生兴趣。他的身躯矮得不成比例，瘦削的溜肩膀扛着个硕大的头颅，脸颊上深深的皱纹围拢着尖尖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他的衣袖总是显得空空荡荡，他的胳膊如同柴火棍一样晃悠悠藏在里面。就是这副尊容却使玛格达倍加怜爱。

几天后，玛格达参加了“国社党”。戈培尔懂得，获得这个美丽的女人就要先从精神上俘获。他的进攻非常见效，两人很快就谈到了订婚的事。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激烈地反对这桩“婚姻赌博”，玛格达力排众议固执己见，并毫不迟疑地向昔日情人艾内斯特了她的“最后通牒”，她强调要举行婚礼。几天后，艾内斯特铁青着脸怀揣手枪找到她，一枪打在门框上，心有归属的玛格达岿然不动，并冷冷地说：“别演戏了，你若真的瞄准我，还象是那么回事。”

戈培尔在盟国眼中有如恶魔，却被玛格达唤作“天使”。她完全沉浸在管理家务的快乐之中，并常常熬夜到天明，只为了等候繁忙的丈夫回家。然后在十几年里，她自豪地为戈培尔生了六个孩子。一旦认准了即定目标，她就表现出了铁一般的自制力。玛格达的日常生活精确到每一分钟，她梳妆的时间短得惊人，就连每次刷牙的次数也基本相同。即使家人也从未见过她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时候。她是个执守信仰的女人，特别是对佛教很虔诚。她从小姑娘时起一直到她死去，她的床边总有关于佛经的书籍，也只有在夜阑时分她才静心读它们。即使193o年她嫁给法西斯丈夫之后，也从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仰。

玛格达的迷信带有原始性，有个吉普赛的算命人预言她在4o到45岁之间不得善终，她相信了。正因为她信命而又看出了法西斯纳粹末世的逼近，她的内心才时常涌动着深深的悲哀。她曾当面驳斥过希特勒对女人的攻击，其勇气令人吃惊，但更多时她习惯于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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