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日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中央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性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日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日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日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修科目，并且在很大层面上废除了传统的师承制度，采用总教练体制，各省设立国术学校。

在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内，在经费可承受的范围内。最为简单的国术教育和初高中生的军训教育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尚武复兴，北方有条件的省份则可以自行在义务教育中增加骑、射的科目。

为了增强对抗性的尚武教育。帝国还将摔跤手博作为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推广，反过来吸取日本柔术的一些现代进步之处。重新恢复本国的柔术，甚至连宋彪都踊跃的参与这种柔术运动中，因为规则上和日本存在较多的区别，吸收了罗马古典摔跤的一些原则，所以也称作中式柔道和古典柔道。

随着这一运动的恢复和逐步的推广，宋彪考虑将柔术普及到初中教育中。从小锻炼学生的对抗意识，要不畏强敌，不畏对抗。

1920年。

看似平静的皇帝宋彪实则一直处于某种波澜不惊的巨大压力之下，因为只有他明白帝国此时的辉煌和昌盛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危机。

尚武。

尚武。

再尚武。

光复。

光复。

再光复。

进步。

进步。

再进步。

现代。

现代。

再现代。

越是强调学习西方、效法科学的现代化革命。就越要更多的强调光复春秋、复古秦汉的汉文化革命，除此之外，帝国绝无一条真正的活路。

历史一再证明，再强大的国力也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

帝国想要维持现在的疆域，想要保证未来几个世纪的昌盛不衰，想要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帝国就只能在宋氏烙印上铭刻的更为清晰，成为一个现代的汉族，成为一个有根有思想的强盛汉族。帝国才有未来可言，才能打败最强大的敌人，甚至是同时打败几个最大强大的敌人，才能在最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凤凰磐涅。

庐山会议之后，敲定下一届总理的人选，宋彪就迫不及待的投身于汉教和古典柔道的推广中，亲自主持天坛祭祀，参加在天坛公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

皇帝也参加了10月份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这让很多选手不寒而栗。生怕遇到皇帝，不怕打不过，就怕打的过啊。

这一届的中央内阁还没有设立体育总局，全国古典柔道大赛和国术教育都还是归属文教部统管，原则上，宋彪不希望增加新的内阁机构，也不设立国家体育总局，而是将文教部改组为文教体育部，继续由文教大臣统管，以文化和教育之中轴统抓体育工作。

听说皇帝也要参加文教部组织的这次古典柔道大赛，原本就因为下一届内阁可能没有自己的事情而苦恼，此时便觉得希望来临，迫不接待的搞了一次劝谏，害怕伤了皇帝的龙体，等宋彪驳回他的提议，他又要搞一套积极护驾政策，不惜改变规则来保护皇帝。

所以说，梁启超也不适合继续担任内阁大臣了。

思路太老旧了。

其实梁启超根本不用担心，宋彪毕竟常年没有经过正规的锻炼了，虽然临参赛前搞了半个月的突击训练，效果也实在不怎么样，第三轮就被一个准职业水平的高手淘汰了。

下了场子一问才知道是北京天坛卖艺的摔跤手胡七拐子，让宋彪颇是有点无语，可他估计也就是梁启超安排的事情，提前让皇帝退出不就是最好的护驾吗？

好在效果是有了，全国都在积极报道此事，老北京城里有二十几万民众跑来观赛。

宋彪一直感觉水平还不错，好歹摔过了蒋作宾，没有道理不进入复赛，结果如此也谈不上是扫兴，还是很高兴大事是办成了。

虽然被淘汰了，宋彪还是很有兴趣的一直留在公园里观赛，确实是很有心很有力的想要将此推广为全国性的男人运动。

白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宋彪特意和摔了自己一个七荤八素的胡七拐子见了面，将自己平时带在身边的本溪军刀赠予给他，以作鼓励，这才乘车离开公园。

上了车，陪同他过来的张富田就笑道：“皇上。您的身手真不如过去了啊，得好好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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