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宋无极的眼光是独到的，他的妻子也似乎能够从这种简单的生意中发挥出一些特别的才能，杂货店生意不错。从此以后，他们家基本上不再被饥饿威胁，他渐渐可以不再屈辱地为了几分钱几毛钱承受别人的侮辱，最后，当生意稳定之后，他索性不再工作，开始整日地泡在茶馆里。

茶馆的老板是一位叫胡凯的中年人，比他大十来岁，人生充满传奇。新z国成立之前，他是一个叫“袍哥”的帮会中人，但是朝鲜战争爆发时，他率先报名成为军人，出国作战。他闲下来的时候，喜欢跟宋无极说话。他很会讲故事，题材大多数是他在袍哥组织中的血腥生涯和朝鲜战争的惊险经历，宋无极很爱听故事，他们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胡凯自我吹嘘，说他的战友中已经有人做到军分区司令，他之所以沦落为一个小小的茶馆老板，是因为在一次带领他们侦察班例行巡逻中，遭遇美军飞机。他因为能说会道，又习过武术，进入军队不久就被提拔为侦察班长。危急时刻他这一班之长见识过人，反应极快，立刻滚下大路，躲在路沟中。肆无忌惮的美机超低空飞行，距离地面只有十米，来回扫射，直到屠杀完毕才扬长而去。他从路沟中爬出来发现，除了他完好无损外，只有两位受了重伤的战友还活着。回到部队后，两位愤怒的战友指责他抢先逃跑，他据理力争，最后的结果是他的班长职务被解除，但没有处分。因为这一件事，他不能再被信任地派往前线，被调到后勤，反而因祸得福，保全了生命。战争结束后，他只得到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当然，这也并不是一无好处，凭着他的军人经历和这一枚纪念章，他的茶馆从来不用交纳任何管理费用。

宋无极对他的故事表示敬佩，但更多的时候，宋无极是对他从前在袍哥的经历和这个组织本身更感兴趣。这种昌盛于四川一省的民间组织，在新z国成立前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势力庞大，结构严密，徒众遍布每一乡每一村。袍哥组织的成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和近乎无私的帮助，甚至后来加入“袍哥”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比政府更有实权，比政府更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护和信任，当人们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他们不会向政府申诉，而是去找“袍哥”。“袍哥”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这种作用，袍哥组织中有严密的分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会出面为寻求帮助者出谋划策，为争执的双方秉公处理，如果一旦作出判决，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执行，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暴力打击，远比政府更加迅速和严厉，所以这个组织也显得更有效力，更具威信。因为它的势力如此雄厚，当时绝大部分军阀、政客、社会名流，甚至省主席都曾经加入。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一切非法组织，袍哥烟消云散，销声匿迹。

日子像河水一样平静地流逝，宋无极在一杯杯劣质茶水中泡去了他的岁月，如果没有特别的变故，他的一生，很可能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像大多数普通的pj人一样。但是，命运总是不停地给人不同的选择，一次，两次，让一些人走到他们本来应该走的一条路上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对于所有中国人是一个转折，改革开放开始了，整个国家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巨人，一天一天地显示出细微和显著的变化。那是一个激动人心和充满传奇的时期，经历了那个时期的人回忆往事，无不充满留恋和自豪：个体户，万元户，自由市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的口号和现象，一夜之间摧毁了人们几十年的陈旧观念，许多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在身旁。具体到pj，街上多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多了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多了大大小小的店铺，当然，也多了更多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沦为混混，有的走上黑道。

那时候混混基本上是下午从家里出来聚在一起，喝喝酒，去舞厅逗逗年轻女孩，吃点白食，从小商贩那里强行赊欠香烟，或者跟看起来像来自农村的混混打架，一般不去别的街上玩，主要是熟悉人朋友少，没有什么好玩的。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如何靠做混混来挣钱，所以不能算是黑社会分子，只能算是不良少年。

但是那个时期一切变化太大，混混们也迅速蜕变。首先是pj的混混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凶恶残暴，不怕牺牲。在大街上，有时候你可以看见横冲直撞的少年挥舞着自制的火药枪射击路灯。没有什么理由，仅仅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敢无畏。如果在路边的排档喝酒，仅仅因为互相一次不小心地碰撞，就会演变成一场街头血战，他们崇尚先发制人，会首先抢过肉案上砍骨头的刀，毫不手软地将对方整条手臂砍断。外出的时候，如果一个pj人在火车站的售票口与人发生争吵，他不会犹豫太久，抓住对方的胳膊在铁护栏上折断，或者是寻找地上的砖头将对方的头拍爆。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孤身一人在外，如果不将对方完全制服，就可能被对方打倒，那时候得不到任何人救助，可能横尸街头，这就是他们残忍简单的逻辑，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把可能的敌人全部打倒。就像丛林中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的野兽。pj以某些个人的残忍和凶恶闻名全国，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暴力城市。同时。pj黑道已经渐具雏形，主要来自娱乐业、长途运输和赌博，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黑道团伙。

但是宋无极没有多么在意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按部就班地进行他的惯常生活，一成不变。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唯一能够影响到他的只有两件事：因为市民开始富裕，货币贬值，茶费提高了一角；由于政策放宽，河坝街接连开了几间类似的杂货店，他失去了对整条街的垄断，生意大幅度下降，他和妻子都有些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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