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乡仇是一个比政斗还要难于处理的话题，政斗只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乡仇不将对方赶尽杀绝的话就永远存在。

乡斗参与这几方，其中以琅琊乡众最为凄惨，接连遭受重创，如果再任由他们留在江东，可以说是四望皆敌，生活凄惨可想而知。

青徐侨门是阻挠沈哲子的一大障碍，可是青徐侨民们却与他没有什么冲突。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势的可怜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风也落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些情绪侨民幸存者们都被集合起来，统一转到江北安置。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他们对沈氏吴人怀怨难免，但就算有什么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么实质性的报复。

说到仇恨，羯胡给他们带来伤害更大，被迫离开时代安居的乡土客居江表，也不见他们一个个红了眼的北上与羯胡拼命。只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顺民。

严查乡乱，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们沈家在内，都绝不容许再在京畿周边豢养包庇大量生民劳力，打造一个围绕建康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织工役这种良态世风的区域。

而在施行这些政令的时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这只是京畿所在、定乱需求才有的特事特办，绝不会将之当作定制向畿外郡县蔓延。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倒是没有说谎，目前的他其实精力还不能完全放在内政处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当下无论是环境基础、民意基础包括统治构架都还不成熟。

定策但却无力推行，最重要是没有与此相关的充足的人才储备，政令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落实。反而有可能激发各地那些乡宗的反对热潮，继而酿生出层出不穷的民变。

只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谨慎也罢，保守也罢，沈哲子作为定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这样类似的区域大中心，确保在这些中心区域内，他的统治和政令能够得以充分的贯彻，对资源的调动能够得到有利的执行。至于其他边远郡县则暂时保持现状不变，继续加强商贸的往来以确保民间资源的流通。

这样的区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构想中肯定不只江东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寿春、未来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荆州江陵、襄阳等地，都要向这方面来发展。先确立一个统治的基点，然后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只有等到这种布及四海的点、线、面构架完成，才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推动的基础，覆及郊野边治。至于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些秩序的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畿这里局面敲定之后，便可以达成与淮南隔江呼应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驰道的计划，这种中心呼应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江东局势的平稳，未来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镇洛阳。

关于州郡方面对今次中枢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关注的也仅仅只有荆、江两处而已，至于交广等地与中枢的彼此影响还是偏弱。

江州刺史钟雅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着缄默，这也是因为自从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后，江州便始终处于一种被荆扬压制的状态，甚至久为荆州附属，连作为缓冲地的意义都逐渐削弱。

钟雅是沈哲子重新构建台省秩序的人选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钟雅入都，代替何充担任中书令，与国丈卫崇一起负责台城各项构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钟雅的人，沈哲子则安排叔父沈恪。这两人都曾经有着大乱之中、御前拱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其实包括褚翜、刘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经历。

不得不说这种体验对政治声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没有这一份资历，就算沈氏大权独揽，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担任大州方伯。

可是荆州方面，形势就微妙得多。且不说荆州分陕之重并庾怿这一时期的尴尬处境，单单荆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响力一个漏洞所在，所以在荆州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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